一个词概述一代人的面貌:这是中国的“弱势一代”

人们习惯用一个词概述一代人的面貌。

比如日本的“觉醒世代/宽松一代”。他们出生于泡沫经济破裂前后，深受经济下行、就业市场萎缩以及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对未来的职业和家庭持悲观态度，开始质疑传统的“拼搏精神”，选择逃避社会期待，追寻内心的宁静与个人自由。宅文化和二次元文化成为这一代人的标志，与前辈的“务实”不同，他们倾向于沉浸在动漫、视频游戏和网络虚拟世界中，“不开车、不买名牌、不运动、不喝酒、不旅行、对恋爱冷淡”。“觉醒”体现在他们对社会期待的拒绝。

如今韩国的“n抛世代”，也同样深受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社会压力的影响，尤其是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后，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剧烈变动。这代年轻人放弃了传统社会期望中的结婚、生育、购房、人际关系等责任，这种转变体现在急剧下降的结婚率、生育率上，影响至今。“n抛世代”以追求自由、个性化的生活方式为主，尤其是K-pop的崛起成为世代的象征。“抛”体现了他们在这个时代下为追求自我“置换”掉的东西。

而在中国，当下也是一个节点。经过1978年至2010年年均10%的超高速增长后，从2011年至今，除新冠疫情期间出现大幅波动外，中国GDP的增速正在逐年放缓。改革开放、房地产升值的红利已过，有人戏称现在年轻人面临的是“时代的黑利”。这代年轻人享受了教育民主化的成果，平均就业竞争力远超上一辈，但也感受到竞争激烈的无力感；生活成本不断增加，但薪资增长却相对滞后；他们在社交平台展示自我、寻找认同，价值观既开放又保守；他们在更丰富的资源下成长，看起来却比父母辈颓丧……

对这代年轻人已有不同的概述。比如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彭凯平曾针对00后的心理特征做过调研，他认为，这代年轻人是“双相情绪波动”的一代，他们有希望，但也感到焦虑，他们拥有丰富的信息但缺乏实际经验，面临更多选择，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和就业压力。再比如“在内卷和躺平之间，该卷卷该躺躺”的“45°青年”。

用一个词来概括一个时期的群体，必然包含统计上的暴力，但概括世界、理解自我在当下成了一种“不确定大环境下”提供些许确定的慰藉。

本文是年度回顾的最后一篇。我们试图为当下（下行周期）笼统的“青年”找到一些共性的概括，在众多选择中，我们悲观地找到了一个词：弱势。他们有此前日韩年轻人相似的处境，比起父辈，他们在经济上、话语权、精神面貌等方面都显得更为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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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被浪费掉的人

近几年，年轻人的工作状态，笼罩在三片乌云下。

前两片乌云，是失业率和工作价值。如今，失业和裸辞同时高发。一方面，经济增速放缓，大量公司降本增效，岗位减少，工作越来越难找；另一方面，工作的价值感骤降，工作可以提供的身份认同越来越稀薄，不论肉身离不离职，精神上游离在随时想走的边缘。

第三片乌云，是所谓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AI。当前各路AI厂家为了弱化年轻人“被替代”的焦虑，都在强调AI是人的工具，但AI工具释放的生产力，导向的职场变革方向，如即刻用户@托马斯骆说所，是从上一代互联网公司的“一小撮聪明勤奋的创造者+一大群综合素质比较高的辛勤工作者+源源不断流量和补贴资源”，到AI公司的“极少数超级强大的个体（智商/技能/行动力）+一小撮极其聪明的行动者 + 予取予求的燃料弹药（算力）。”以前人是主要成本，如今更多消耗在算力上。

衍生出来的问题是，那些不够聪明不够有执行力的大多数，去向是哪儿。

不只是权利和财富进一步聚集到资源雄厚的大公司里，工作的价值感也密集地收拢进这些号称在“改变所有人生活”的新科技大厂，对更广泛认为“除了月薪能作为正面激励外，无法从工作系统中获得任何的价值感和乐趣”的打工人来说，在职场的意义层面上沦为炮灰几乎是没法避免的，对多数劳动人来说，螺丝钉化不会减少只会加强。以往人在职场中被视为“人力资源”，如今人作为资源的价值正在减弱，未来的人出于稳定需求仍然需要职场，但职场不再那么需要人了以后，即便身处职场，大量的人，将被更多“浪费掉”。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被效率抛弃以后，精神需求和经济需求都旺盛的庞大打工人群体，该如何被社会系统托住。

弱势一代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他们越发依赖系统，但对系统无能为力，只能被动地期待系统变好。

具体到当下处境上的弱势，则是一系列的被动：

1、被动竞争，被动降低期待

工作越来越难找了。2023年，中国16-24岁的年轻人中，一度有超五分之一失业。高校毕业生人数增多，而经济却处于低水平增长阶段，大厂等高科技企业增长放缓。近年求职市场对年轻人尤为严苛，脉脉《2024职场生存洞察》显示，2021年、2022年、2023年及2024上半年，人才供需比从0.32到1.29到1.98、1.97，增长了六倍多，相当于四年间，从每个人都有三个岗位可选，变成每2个人中就有1个没有岗位可找。

求职门槛也水涨船高，有些岗位从前双非即可，现在人均985、海外硕士。体制内也许不再是铁饭碗，但依然需要年轻人削尖脑袋：从2014年到2025年，专科学历能报考的公务员岗位从9%缩减到0.13%。

同时，随着AI技术发展，年轻人面临“技能转型”的压力。未来变得越发不确定，努力学习无法保障高薪生活，“读书无用论”正在成为某种现实。一方面，准大学生对“选错专业”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越发严重；另一方面，很多人把希望放在与自己专业无关的副业之上。同时，本科、研究生毕业送外卖、做保安的例子，舆论也早已见惯不怪了。

2、被动“悬浮”

工作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是“饭碗”，现在忍气吞声地工作，是为了以后更好的工作、生活。也因此，待遇、福利是首要的，价值、意义并不是那么重要。南都民调中心面向年轻人的调查结果显示，61.4%的受访者认为工作主要为了“赚钱谋生”，占比最高，“实现个人价值”为36.8%。年轻人对于企业类型的偏好中，国企仍然是首选。

经济增长放缓，人们对工作的需求也更加强烈，“大环境不好，苟着再说”的求稳心态有增无减。2024年的调查显示，在中日韩美四国中，中国的青少年最怕找不到工作，对不工作的状态最难以接受：有近八成（78.0%）的中国高中生表示“即使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也应该先工作为好”，比例远高于美（61.1%）、韩（55.9%）、日（30.2%）三国高中生。工作已经变得糟糕，但年轻人对的工作的渴望依然高涨。

3、被动过劳

过劳已是普遍状态，结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数据，2023年，中国企业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作时间近49小时，超出法定工作时间11%，创下近20年新高，同时达到全世界最高水平。

眼下围绕着“工作”的困境之一在于：看似工作赋予人尊严，没有工作就没有尊严，但恰恰又是工作剥夺了最多尊严。年轻职场人的自嘲，每年都在降级，从字面意义上还算中性的“打工人”，到越发卑贱的“社畜”，再到彻底沦为“牛马”，职场人的“含畜量”逐步提升，身份认同感持续贬值。

不过，即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年轻一代自愿“内卷”的水平依然很高。

2024年一项跨国调查显示，在中国、美国、日本、韩国中，中国高中生对未来的职业感到最迷茫，但最愿意投入大量精力，超过六成的中国高中生愿意为工作投入60%以上精力，比例超过韩国（53.3%），几乎是美国、日本高中生的两倍（32.4%和31.6%）。



《下一个素熙》剧照

4、被动零工

非正规雇佣比例上升，2008-2017年，中国非正规经济规模经历了两位数的增长，占GDP比例超过五分之一，非正规就业人数达到1.59亿人。2021年，超过六成的企业使用灵活用工，超过一半的企业正稳定或扩大灵活用工规模，主要目的是降低成本。

近几年，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数量大增。网约车平台注册司机总数已经超过1亿，每天有超过2万名新司机注册，同时，外卖员每天的新注册人数也超过2万。僧多粥少，平均收入降低，众包轻松月入过万的神话已经破灭。

发表在《人民论坛》的一则调查发现，这些游离在职场系统外，被称为“原子性群体”人，幸福感也最低。他们感受到的社会公平感相对较低，更多人认为社会收入差距过大，是整个社会中相对剥夺感最强的群体。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面临更多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包括：收入不稳定、缺乏社会保障和福利、工作条件差、职业发展受限、心理压力大、社会地位较低以及缺乏法律保护等。

5、被外包的生活

当代年轻人面临的困境之一，就是不断被迫“外包”自己的生活，尤其是在经济压力和生活节奏加快的双重夹击下。想要回归自己理想中的生活方式，往往成了一种奢望。在这种“被动接受”的状态中，预制菜是一种最具代表性的“生活外包”产品。即便人们知道速食并非最健康的选择，却也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毕竟许多人很难拿出时间去做每天三顿全程自制的健康餐。

“脑腐（brainrot）”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即便把它列入年度词，用来警醒自己，也没法消除“那能怎么办呢”的回应。把时间交给没有什么“信息营养”的流量，对许多上了一天班、明天还要上班人来说，从手机屏幕外获得快乐的生活，成本并不低，不论是钱还是精力。

6、被动“清醒”

年轻人在面对高度程式化和同质化的社会结构时，逐渐意识到自己就像游戏中的NPC（非玩家角色）一样，从上学到上班，再到结婚、买房、生育、还贷、养老、住院，这一系列的人生步骤被简化为一个固定模式。年轻人被期待遵循各种既定的路径，无论是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还是买房结婚，这些都被视为“上岸”的标志。

社会对成功的定义依然单一，在高度同质化的竞争轨道里，只能比较谁赚得多、谁的房子更大、谁更早实现财务自由。

一些试图摆脱轨道进入旷野的人，不少也经历了“自由的诅咒”，自由附带的责任和不安，让离职博主们纷纷又回去上班。

7、被动接受出身

社会流动机会不均衡，造福神话也逐渐式微。

从2000年到2024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2.5%提升至60.2%。教育民主化了，但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就业机会无法满足极速膨胀的受教育人口，“寒门出贵子”又变回了神话。

2024年王元超、朱斌发表于《社会学评论》的一篇研究发现，最近十年，“阶层天花板”效应与“阶层地板”效应越来越明显。在2006-2010年，不同家庭出身者的收入没有显著差异。但从2012年起，工人、农民出身者的收入开始显著低于精英阶层出身者，并且差距逐年扩大。

工农阶层出身者即使成为精英，收入还是明显低于精英家庭出身者；而精英出身者即使跌落到工人阶层，也更容易翻盘。而反直觉的是，家庭出身的“长影效应”，在看似更追求理性和效率最大化逻辑的体制外单位，反而更加明显。

8、被迫失去健康

用一个词来形容当代青年的健康状况，就是“脆皮”。中国学生的体育成绩逐年下滑。皮肤问题、情绪困扰和睡眠障碍也普遍困扰着大学生，脱发问题更是提前出现。南都民调中心的调查显示，83.5%的Z世代非常在意自己的脱发问题，73.4%介意别人谈论自己的发量，尤其是95后受访者对此尤为敏感。

身体状况是一种释放情绪压力的信号，颈椎病、超重、脂肪肝、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高血压、高尿酸都是年轻人体检时的常见问题，而这大多与高压下的不良生活习惯有关。

9、被动抛弃婚恋

恋爱、结婚可能意味着阶层下滑，与韩国“三抛”“五抛”“全抛”相似，中国的年轻人也开始“抛弃”婚恋、“抛弃”生育。

事业、爱情二选一的抉择面前，越来越多年轻人或许会优先保事业。根据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等机构在2023年发布的《大学生婚育观念调查报告》，无论男女，大学生的共同追求都是“先立业后成家”。即使是刚刚成年的年轻人，对恋爱的兴趣就并不浓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22年时，有42%大学生单身且不想脱单，想要脱单的只有25%。

目前的婚姻现实是：农村男性结婚越来越困难，城市人群越来越不想结——无论是“被动单身”还是“主动单身”，很大程度都出于现实压力。放弃生育的原因大都可以归于性价比不高：相比无限的育儿责任，没钱、没时间、没精力、没盼头，就足以让许多人感到悲观。子女变成消费资料而非生产资料，悲观但现实的玩笑话是，费尽钱财、精力和时间培养一个985大学生，还是要送他996，还要买房、带孩子。而在婚育高度捆绑的中国，降低的生育意愿也一并拉低了结婚的意愿。

10、被动啃老

在成长过程中，许多年轻人逐渐发现父母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可靠，这种认识导致了如今史无前例对原生家庭的反思、批判。除了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断亲潮，也有很多人很难切断对于父母的经济、生活依赖，出现了不得不啃老的现象。虽然喊着个人独立的口号，但想要买房、结婚甚至找工作都得靠父母。

这代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往往拥有更多的资源，这让他们认为自己理应比父母生活得更好，但很多人成年后却发现落差：既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也无法回报父母。阎云翔说，80、90后的年轻人在物质关爱与高期望值中成长，父母从小要求他们未来有出息、要回报父母，他们天然背负着人情债长大，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长大后他们渴望成功以回馈父母，真诚地希望尽孝，但在现实的压力下往往难以实现。

从现实考虑，选择做“全职儿女”离不开性价比的计算——在父母身边，能保证小康生活、三餐无忧，而自己出去基本就得合租，在十几平米的单间里吃预制菜——这种阶层的降级，可能是难以忍受的。而和父母同住，也像是一种婚前的预备状态，尽管这可能会降低结婚的概率，就像日本，许多人在进入中年后依然单身，与父母住在一起。



《0.5的男人》剧照

02 害怕往前走的人

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之后的“平成大萧条”，也就是所谓“失去的二十年”期间，那个时期的年轻人，有浓重的虚无感，状态也从社会生活退回到私人生活。日本文化评论人宇野常宽总结了当时日本年轻人的两个处境：

1.原本被当做经济崩溃开端的“平成经济萧条”，变成一种长期状态，意味着支撑战后日本的经济增长神话已经崩溃，原本努力就能富足的世界，逐渐转变为努力也不会富足的世界。

持续的不确定性带来持续的不安，年轻人无法承受自由却冰冷（难解）的社会，奥姆真理教实施的沙林事件（一场在日本地铁站里的无差别毒杀），恰恰反映了当时在日本社会中蔓延的生存之痛：社会无法给予人们意义和价值。原本努力就可以找到意义的世界，转变成了努力也无法找到意义的世界。

这两种处境，当下不少国内的年轻人，也已经开始在自己身上看到。当集体主义的宏大叙事，和个人主义的努力增长叙事都失效后，人们开始同时持有2种悖论性的态度：

寻求“全方位肯定”的认同

不断把否定性的词往自已身上贴

一方面，对社会性自我实现的信任大幅降低，导致身份认同并不取决于行动（“我在做什么”“我做了什么”），而是取决于状态（“我是什么”“我不是什么”）。人们不再追求自我实现式的成功，转而追求自我形象/人设获得认可。面对问题，人们不再“通过行为改变状况”，而是通过“思考使自己被接受的理由”来谋求解决方案。

于是，付航的一句passion，喊中了时代情绪，即便你毕业于大专，当过保安，也会有一个像他妻子一样的人对他说“勇敢做自己，就一定会有人爱你”。把大量利润发给员工“不是因为你做得好，而是因为想要你好”的胖东来成了年度现象。不论你是什么样的人，都给你全方面肯定的乙女游戏大爆发，预制了“认同—理解—关心”模式AI情感陪伴APP也紧随其后，填补“主动行动不得”而需要的被动认可。

另一方面，即便年轻人内心仍想“成事”，但逐渐把自己定位为普通人、路人甲乙丙、NPC，是世界的背景板、毫不重要，通过把自我评价降到最低，来把否定自己的权利留在手里，为了减少跌落的恐惧，先用跌落来自居，用否定来肯定自己，以此勉强维持情绪的平衡，让自己不至于倒下。

这种心态上的弱势，也更普遍地贯穿在这代年轻人中：

1、忧虑提早

与前世代相比，就业、生存的压力更早压迫年轻人，他们承担了早熟的压力：比较标准、竞争对象前所未有地被拔高，信息扁平化之下，幸存者偏差被放大，富人、同龄人的成功学叙事加重了普通人的失落感。同时，从小使用社交媒体的这一代互联网原住民，也更早接触成人世界的生存焦虑。

在2022年《第一财经》杂志对00后的调研发现，当时尚未进入职场的00后，已经比95后更认为“房价过高”阻碍了自己的目标，他们也更担心未来因为经济不好而失业、担心未来工作会被AI取代。

2、童年推迟

童年和成年之间的界限似乎变得模糊了。或许，对“啃老”的批判几乎消失，对“巨婴”的批判与经济上依赖父母脱钩，而更多是指心理上不成熟的行为。年轻人反而希望自己的父母更有钱，他们会反向“鸡父母”，激励父母挣钱。成年人难以实现独立，传统的“成年”里程碑（如结婚、生子、买房）或推迟，或取消。

在心理上，越来越多的成年人也“退行”回童年。在现今的互联网上，看到生活条件优渥的中年父母，评论区发一句“接爹”“接妈”“您还缺孩子吗”，尽管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阶层集体情绪的具象化，但年轻人对暴富的期许，以及被呵护的希望却是真实的。

此外，许多人需要用大量时间治愈童年形成的创伤，满足自己小时候被忽视的需求，比如给自己买玩具、去主题乐园。

3、养老危机

2023年，中国出生人口经历连续第七年下滑，从2022年的956万再降到902万。到2050年，出生于生育高峰的80、90后迎来退休潮时，每个老人将只有1.5个劳动力供养，而在2020年，这个数字是5个。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据，公共养老金将在未来十年里耗尽。2022年《第一财经》杂志对00后的调研发现，00后比95后更焦虑未来的养老问题，有近六成的00后希望提前规划养老，养老的重要性远排在落户、结婚、生子之前。



《0.5毫米》剧照

4、让渡自主权

父母对年轻子女的婚恋决定权有扩大的趋势。相亲、征婚通常由父母发起。在一些地区，彩礼和嫁妆仍然是重要的婚姻习俗，父母可能会因为经济原因而对子女的婚恋选择提出具体要求。许多年轻人认为尊重父母的意见是孝顺的表现，再加上需要父母的经济支持，因此在婚恋选择上会更多考虑父母的意见。

5、挥之不去的东亚价值观

许多人处于既现代又不现代的夹缝里：既想躺平，但骨子里还普遍怀有对世俗成功的渴望，比如衣锦还乡、使父母荣耀。社交媒体上倡导着价值多元，大声疾呼每个人要做自己，但社会价值认同的是另一套模版，大部分人依然认为一个人应该念重点小学，升入重点中学，被重点大学录取，毕业后进入大城市的体制内或大企业，获得一份稳定的高薪工作，再买下大城市市中心的三房两厅，结婚生子，几年后把孩子送入重点小学，周而复始。

在评价标准高度一致性的环境中，人们更多地是在互相竞争，而不是合作。每个人都在努力超越他人。甚至在家庭中，父母千方百计希望子女过得比自己更好，年轻人也会拿自己和父母比较，达不到父母的水平就被认为是没出息，给父母丢面子。

从小耳濡目染这种价值观并深深内化的个人，难以心安理得地随意选择生活方式——自我认同为普通人，但“做个普通人”依然不是大部分人的人生理想，充其量是一种“认命”。即使不为了光宗耀祖，至少得为社会创造价值、为家庭积累一定财富，在同龄人中混个中上水平，才是体面——或者说有面子的。

但在社会向上流动变得困难的现实下，“寒门难出贵子”，即使是考入重点大学、已经出人头地的“小镇做题家”，也很容易在理想人生的进程上止步于高学历，无法获得高收入，从而为无法获得应试教育12年以来所许诺的成功而感到幻灭，成为脱不下长衫的孔乙己、甚至985废物。

年轻人依赖父母，同时在“孝”文化的影响下，很多人也下不了决心实践“课题分离”，无法和父母保持彼此独立，互不干涉。

6、防御性保守

相比95前一代人在“北京欢迎你”“同住地球村”和“四海会宾客，五洲交朋友”的氛围中成长，充满理想主义和蓬勃向上的精神，新一代年轻人则在“战狼”、短视频和饭圈文化的环境中成长起来。

理想主义逐渐退潮，现实冲击加剧，年轻人的反叛精神或许比不上父辈。阎云翔认为，在意识形态上，年轻一代与父母差异不大，甚至可能更保守。

一部分开放、冒险、叛逆的精神，被各种防御性的行为取代了：互联网上为了自保，人们提前预判他人并进行自我审查，避免冲突和误解，人性的复杂被简单化的“三观正”所掩盖。人们习惯迅速归类和标签化一切，容易形成对立阵营，建设性的交流变得困难。每个人都退缩回自己的舒适区，刷着算法推荐的信息流，躲在自愿精心构筑的信息茧房中避免受伤。

社交退缩现象明显，亲情/友情/爱情缺位，不少人过着没有陪伴的“单数”生活，在二次元/虚拟世界里重新做自己。在人与人价值观难以弥合的情况下，人们通过各种方式保护自己，如淡学、momo、免责声明、狗头保护等。两性之间的沟通减少，感情里一旦感到不舒服就逃、分、撤。

在现实生活中，为了保护自己，年轻人变得更加保守：谈恋爱以结婚为目的，重视门当户对，避免感情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更重视工作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倾向于选择体制内的工作，创业者越来越少；做决定时更多考虑父母的意见，以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安全感；财务上，多存钱、少买基金股票，追求财务安全，避免高风险投资。

人们更容易通过互联网意识到阶级固化、经济下行等问题，也因此更可能“清醒”地选择“正确”的、低风险的生活方式，甚至进入一种零失败的模式：“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躺下”。

7、主观降级

悲观情绪正在社会中蔓延，成为时代慢性病，而一种主要病症就是失去信心。

哈佛大学教授Martin Whyte和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中心教授ScottRozelle对中国的长期民调反映了过去20年间社会情绪的变迁：过去，大多数人认为家庭经济在五年间正在变好，对未来五年也很乐观，这样看的人持续增长，在2014年达到了七成以上。但到了2023年，只有38.8%的人觉得生活在变好，对未来的改善持乐观态度的比例也跌到不足一半。与此同时，对未来感到悲观的人变多了，比例从2004年的2.3%上升到2023年的16%。

在这个社会中，努力就有回报依然是普遍看法，但年轻人不像中老年人那么相信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60前、60后、70后的奋斗信念最强，超过60%有很强的奋斗感，80后稍弱一些，但在90后及更年轻的人群中，这一比例降到了47.32%。在对奋斗的信仰方面，这代人确实是“最差的一届”。

普遍的自我降级、社会和经济层面的弱势地位和自卑感，或许也能说明年轻人看起来不如老年人强势的现象。《人民论坛》上发表的一篇研究发现，仅仅从2013到2017年，无论是从事哪种工作、具有何种发声影响力的年轻群体，都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降低了。年轻人对于社会收入的差距的接受度也普遍降低了，绝大部分人都认为社会收入差距太大。

8、主动回到自己的生活，但程度有限

年轻人的心态是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但不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也拿不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他们逐渐将意义感从工作中转移到生活中，流行语也从不切实际的“躺平”，转变为更实际的“gap”和“松弛感”。

近年来流行的不少职场热词，都是年轻人试图从工作中夺回一些掌控感，例如有些人换上看起来不聪明的“笨蛋头像”，试图减少领导的沟通欲望，这样的行为替更多不敢轻举妄动的打工人发泄了厌班和想要放弃上进的情绪。

也有人面对强势的工作压力，开始实行“人生切割术”，把上班的自己开除“人籍”，比如在办公室里乱穿衣（“恶心穿搭”），不为工作精心打扮、买名牌包或者聚餐，甚至不为缓解工作情绪花钱，总之不为工作倒贴一分钱、一分精力，以自我委屈的方式找回一点掌控感。

各种各样的短逃离、城市户外穿搭等方式，也同样是在进行一定限度的放松和反抗。年轻人可以“逃避”，却很少有人真正“退出”游戏，大部分时间，他们只能在无力感中继续维护自己并不认同的规则。正如想过的生活只有在“gapday”才能实现，而这短暂的休息也像是为了调整工作状态而喘息的插曲。

9、社会脱序

人类学家项飙提过一个说法，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这一时期普惠式的改革让大多数人的利益都得到了提升。90年代，尤其00年代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模式转为分化式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增大。

因此，老一代人宏大的社会理想是与他们自己息息相关的，而很多年轻一代缺乏这种参与感，他们无法在宏大的叙事中找到位置，又因为没有在身边具体的人、事（“附近”）中建立参与感，导致他们只能通过口号式的象征性说法，用抽象的概念和理念来表达对想象中“大”事物的归属感。

10、情绪病弥漫

年轻人抑郁、焦虑比重不断上升，年轻人是所有年龄段中情绪最差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报告(2019—2020)》显示，18-34岁的青年的焦虑水平最高；同时，相比十年前，人们感到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明显下降。

年轻人的情绪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在教育竞争激烈的背景下，他们的心理健康受到了严重影响，如同黄灯在《我的二本学生》中描述的：“从小学到大学，教育的激烈竞争让学生个性被磨灭，疲惫成为他们的精神底色。家长和中学老师却往往对此无能为力，只能眼看“工厂化教育”将个体变成标准化构件。”

也因此，情绪问题出现了低龄化的趋势。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通过纵向比较发现，从2015年到2020年，中小学生的希望感下降了11.8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