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人们总是毫不含糊地把世界杯称为全球最大的体育赛事。但这届即将在北美举行的赛事却似乎没有太多人关注。数千张门票仍未售出，就在几周前，一些门票的转售价格甚至远低于官方售价。在美国的各大赛事举办城市，预期的航空客流并未出现，那些指望借世界杯增加数百万美元收入的酒店只能眼看着收益远低于预期。国际足联不得不取消许多批量预定的酒店客房。还有人呼吁发起全球抵制，以抗议特朗普总统——抗议他的战争、边境政策以及他那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粗鄙作风。当然，等比赛真正开始后，关注度肯定会上升。但眼下看来，人们对世界杯的期待甚至还不如上周末阿森纳对巴黎圣日耳曼的欧冠决赛。而且我认为，这或许向我们昭示了一些体育世界之外的、关于全球政治与文化格局的深层走向。
在美国，这种漠不关心或许并不令人意外，尽管赛事主要在美国举行。美国队的实力比过去更强，但多年来表现并不出众。足球在这个国家仍是一项新兴运动，远未跻身主流，而眼下许多美国人也无心涌动那种简单直接的爱国热情。此外，门票价格高得离谱。
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世界其他地方同样兴趣寥寥。几十年来，每格四年，全球各地似乎都会按下暂停键，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去尽情投入一场真正席卷全球、却又无伤大雅的民族主义表演。如今，随着俱乐部足球在过去十余年间构建起全新的全球影响力，世界杯对整个体育版图的统治已不复当年之盛——即使俱乐部赛事尚未将其从足球食物链的顶端彻底取而代之，至少也已与之并驾齐驱。
这一转变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恰恰发生在全球政治民族主义浪潮高涨之际——你可能会认为，这也会极大地激发足球民族主义。然而事实却是，在全球民粹主义时代，人们狂热关注的反而是那些顶级俱乐部球队——由跨国巨头打造、球衣印着外国大型企业赞助商、依靠全球人才组建的雇佣军式阵容。那些由身披国旗颜色的本土天才组成、为了祖国荣誉拼尽全力的国家队呢？它们对球迷当然仍然重要。但如果时至今日，还有人试图用大家对国家队的激情作为这个全球民粹主义时代的缩影，那这套说辞恐怕连自圆其说都做不到了。
或许是因为，如果说国际足球曾经将民族主义热情走引导向体育竞技，在如今这个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我们可能不再需要如此多的宣泄渠道。也可能如富兰克林·富尔在20年前《足球如何解释世界》(How Soccer Explains the World)一书中所暗示的，俱乐部足球的部落性是对民族主义情感的天然制衡——其本身就是对全球化的一种抵抗形式。抑或仅仅是因为俱乐部赛事贯穿全年大半时间，每周乃至更频繁地上演，而非四年才有一个月。球迷究竟能消化多少足球？他们又需要多少这样的情感投注机会？
然而，这种模式对我来说仍然像个谜。部分原因在于，在民粹主义新时代刚开始时，人们常常认为它的动力来自那些感觉被本国精英抛弃的人——那些精英凭借财富与世界主义已跻身某种全球商业圈层，这有点像地方足球明星加盟更大的俱乐部后把自己的家乡抛在身后一样。
这同样是对全球化如何改变俱乐部足球本身的一个贴切写照。这一进程始于1990年代，2000至2010年代更是大幅提速，各大顶级联赛（主要是英格兰超级联赛和西班牙甲级联赛）以及各顶级俱乐部（如皇家马德里、曼彻斯特联队和巴塞罗那）大规模引入全球人才，再经由迅速扩张的有线和卫星电视网络将球星阵容输送给全球受众。这在商业层面取得了惊人成功，但从文化角度看，其后果却显得有些奇怪。例如，出生于乌干达、有印度族裔背景的纽约市长对阿森纳英超夺冠和欧冠征程的热情丝毫不亚于他对纽约尼克斯打进NBA总决赛的关注；而Barstool Sports那位马萨诸塞州出生的嘴欠老哥戴夫·波特诺伊庆祝热刺在赛季最后一天避免降级灾难时所表现出的激情也丝毫不逊于他支持爱国者队或红袜队时的热情。在俱乐部足球这个领域，球迷群体现在已相当全球化——换句话说，在很多情况下，球迷对一支队伍的追捧其实带有很强的偶然性。
理论上，国家队应该提供一种不同的、不那么随意的吸引力。对于那些感到国家被抽空了爱国情感和民族认同的人来说，更是一种重拾和填补这些情感的想象空间。例如，在玛丽娜·勒庞的时代，你可能会期望法国足球迷对国家队格外热情，而不是对队中黑人球星基利安·姆巴佩发表的批评火冒三丈。在英国改革党崛起的时代，人们或许会期待看到早期的、不是那么全球化时代的那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足球流氓文化在全国卷土重来。你或许能在汤米·罗宾逊的“团结王国”大游行的街头看到那种流氓行径，但在足球方面，伦敦人似乎更关心阿森纳，而不是“三狮军团”。甚至连绿洲乐队重组巡演都可能比世界杯更能凝聚英国人的人心。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简单的答案是，俱乐部足球已经变得过于庞大，对太多人来说过于重要，有时其比赛水平远高于国际比赛。还有人认为，国际足联2015年的腐败丑闻留下了难以消弭的阴影，国际足联那位不受欢迎的主席把组织带偏了方向，而俄罗斯、卡塔尔、美国这一连串东道主选择也让这项盛事付出了声誉代价。此外，国家队队员难得聚首，来自不同联赛的球员往往只是临时集结踢几场预选赛，这使得整个赛事的意义被抽空，给人的感觉更为商业化、更单薄、更苍白。
但我认为，背后可能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以法国的事件为例，姆巴佩曾表示自己担心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崛起以及这对法国未来意味着什么，这立刻引发了右翼阵营的怒火。运动员发表政治意见总会遭遇反弹——想想吧，例如美国主持人劳拉·英格拉汉姆曾对勒布朗·詹姆斯说过“闭嘴，好好打你的球”；又或者最近围绕纽约巨人队四分卫杰克森·达特在政治集会上介绍特朗普所引发的争议。但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更难调和的冲突：法国国家队的门面人物公开宣称，该国一大主要政党的法国愿景中似乎没有他的位置——至少在他看来如此。而那个政党的领导人随后的反应又恰恰印证了他的判断，将他视为背信弃义的外来闯入者，不配承载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这种冲突如今已不再罕见，国家队阵容现在来自不同的移民后裔以及新移民社群，与公然的右翼分子所幻想的“血脉与土地”的民族图景越来越不吻合。这种转变可能令巴拉克·奥巴马为法国2018年世界杯夺冠欢欣雀跃，但对那些急于以族裔来重新定义国家认同核心的人而言，其意义可能截然不同。
而这或许也在更宏观的层面上揭示了某些东西。具体而言，我们在全球事务中定义的民族主义或许更应该被描述为一种地方主义。民粹主义者所提出的那些具体主张与其说是关于“国家本身应该如何”，不如说是关于“国家应该以何种方式被改造”——通常朝着某种反动的理想方向，其轮廓往往更具地方色彩，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高度。从这个角度看，全球化不仅引发了那些不满产业空心化、资本外流以及全球富豪无国界生活方式的人们的反弹；对于许多右翼人士来说，它还让“国家”本身也变成了一个不那么值得信赖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单位。对这些人而言，过去曾经激发爱国心与自豪感的事物如今反而更容易带来怨恨和失落。当然，自由派如今对民族主义也同样感到不安。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支持阿森纳或巴黎圣日耳曼现在可能更具吸引力，恰恰是因为这种热爱在本质上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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