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总理朱镕基逝世。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于北京时间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终年97岁。
朱镕基曾在“反右倾”运动中被开除党籍，文革过程中下放劳动，改革开放后回到中央经济主管部门任职。1989民运后，朱镕基接替江泽民成为上海“一把手”，任内推动上海浦东新区的建设和发展。
朱镕基在副总理及总理任上，前后12年主导中国经济发展，在中国经济的几乎所有领域都推行改革——改革国企、放松汇率管制、放开房地产市场、实施分税制、加入世贸组织。中国整体上往市场经济的方向迈了一大步，也由此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发展速度最高的二十年。
改革过程中，朱镕基也因为造成大量国企工人下岗而受民间批评。但在经济学家看来，他任上推行的改革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之后几届政府鲜有突破。
有民调反映，朱镕基是中共少有的官声颇佳的顶层官员。截至香港民意研究所2023年1月最后一次发布“两岸政治人物民望榜”，朱镕基虽已退休多年，依然连续12年第22次居于榜首。
中国官媒新华社的通告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新华社称：“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
朱镕基的一子一女都在国有金融机构任职高管。其子朱云来曾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CEO十年，该公司承办了中国大型国企海内外融资上市的金融服务；其女朱燕来于2013年4月任中国银行香港公司副总裁。
官方中国央视《新闻联播》播报朱镕基讣告。
政治风波中，二十四年还是副科级
1928年10月23日出生的朱镕基，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1949年10月中共建政之际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年后大学毕业，朱镕基即进入体制，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开启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经济官员生涯。
然而，朱镕基仕途的前三十年并不顺利。
1950年代中国掀起“反右倾”运动，朱镕基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成为五十五万“右派”中的一个。
在1988年的一次讲话中，朱镕基回忆，“在‘大鸣大放’（1957年）的时候，同志们说，你是党组领导的秘书，你不跟党组提意见那谁提啊？一定要我提。我就在局里面讲了3分钟，但出言不慎……到1958年1月就把我划为右派了。但是对我的处理还是非常宽的……我被撤销副处长职务、行政降两级、开除党籍之后，还继续留在国家计委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朱镕基还是没能逃过被下放的命运，在国家计委农场“五七”干校劳动五年。
二十多年后朱镕基履新国务院总理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被外国记者问及自己的“右派”岁月，朱镕基回答，“这一段经历对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但也是很不愉快的，因此我不想再提这件事情。”
在“五七”干校劳动五年后，1975年朱镕基回到中央，任石油工业部下属的电力通讯工程公司的办公室副主任，职级副科。
朱镕基大学毕业的第一个职位就是副科级，动荡的政治环境中，他起伏不定，二十四年过去，还是副科级，这一处境也与他日后在仕途上火箭蹿升，形成鲜明对比。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错划朱镕基为右派的问题得以纠正，同时恢复他的中共党籍和职务，朱镕基回到国家经委，任国家经委燃料动力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
此后十年间，他逐步至担任国家经委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朱镕基完成了从副科到副部晋升，成为中国经济领域的主要官员之一。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逝世。“六四”后江泽民进京，朱镕基接任他成为上海市委书记。其后成为中国总理，继续与江泽民搭档。
“八九民运”后主政上海，力推浦东新区
1987年底，已经年届60的朱镕基首次调离中央部门，到地方主政。朱镕基先是调任上海任市委副书记，次年4月就任上海市市长。
就任上海市长不足一年，“八九民运”爆发，上海也爆发大规模抗议。
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各地爆发一场历时近两月的民主抗议运动。6月4日凌晨，中共动用武装部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清场”，军队向学生和市民开枪，导致数百或者更多人死亡。
在其著作《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中披露彼时他的态度——在1989年5月22日《稳定上海、稳定大局》和6月8日《上海不能乱》两次对上海市民电视讲话，以及之后政府内部的会议文稿中，朱镕基力主用不同于北京军管的手法，拒绝出动军队和警察，以避免将矛盾激化。
他表示，“上海乱的程度与北京不同，我们从未想过要动用军队，上海有508万工人，还要军管干什么？……不要引起群众恐慌。”
朱镕基与自己的顶头上司——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在上海短暂搭档仅一年多，“八九民运”后，江被火速召唤入京，进入核心权力层。朱镕基则顺势接任市委书记一职，开始全面主政上海。
离京不到两年，朱镕基已成为中国最重要工业城市的一把手。而在这座城市，朱镕基最想做的就是开发黄浦江以东，建设浦东新区。
甚至在成为这座城市的市长之前，朱镕基已有开发浦东的想法。
根据《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第一次提及“浦东开发”是在1988年4月25日，当时朱镕基是作为市长候选人发言，“目前我们的希望是开发浦东，黄浦江上面多建几座大桥，把工厂、人口向浦东疏散，这样旧市区才便于改造。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浦东是上海未来的希望，那边要建设一个‘新上海’，以减轻‘老上海’的压力。”
放眼当时的中国，内部经济问题凸显，再加上国际社会因“六四事件”的制裁，1989年和1990年连续两年经济低迷，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GDP增长速度放缓。而上海更甚，GDP增速甚至没到4％。中国经济从过热一下子陷入失速的境地。
因此，进入1990年代后，无论就上海本身而言，还是考虑到整个中国，开发浦东都变得愈发急切。
黄浦江以东从90年代初“什么都没有”，发展成中国金融和工业中心。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回忆，当时还是外交官的他受朱镕基邀请，到市政府所在的外滩老汇丰银行大厦，听到上海将开发浦东新区的消息时，他望向窗外，黄浦江那边什么都没有，心里不禁想“朱镕基肯定在做梦”。
陆克文随即感慨，从后来的发展看，这个“梦”实现了。
然而，彼时政坛上改革阻力不小。
改革开放后，虽然中国政坛推倒“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逐渐形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共识，但建设经济的具体方式依然存在争论：一边是以邓小平为首，主张市场经济的“改革派”；另一边是以陈云为首，主张计划经济的“保守派”。
这种一分为二的政治格局被不同的学者称为“一山二虎”或“双峰政治”。
经历1988年“物价闯关”引发的通货膨胀，以及“六四事件”中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失势，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大受打击。再者东欧巨变和“六四事件”被一些党内人士认为是改革引起，因此发起攻势，声称改革每推进一步都要“问一问是姓社（社会主义）还是姓资（资本主义）”。
邓小平在这个关键时刻力挺朱镕基。中国官媒人民网的一篇报道中揭示，1990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过年，朱镕基拜年时提到，希望像深圳一样，开发浦东。邓小平回京后吹风，“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开发浦东的计划因此很快得到批覆。
之后一年朱镕基也在以陈云为首的“保守派”和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的最后斗争中，为后者助攻。1991年发生“皇甫平”事件——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以社论的形式，连续发表4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非正式地传达了邓小平的思想观点。一石激起千层浪，舆论场上，对“姓资姓社”的批判和支持之声，沸腾不已。
第二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姓资姓社”的争论一去不返，中国走上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双峰政治”时代随之结束。“皇甫平”事件也被认为是南方讲话的先声。
朱镕基虽然在上海只待了短短四年，但是与邓小平的互动，使其改革能力得到认可，直接使他进一步迈入核心权力层。
“经济沙皇”：设置中国经济发展轨迹
“皇甫平”事件之后仅仅几个月，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补选朱镕基为国务院副总理。
一年后召开的“十四大”，朱镕基从中央候补委员，直接进入政治局常委。
“破格”程度非常罕见。朱镕基从1987年国家经委副主任（副部级），到1992年正国级党和国家领导人，仅仅五年。
在英美的政治语码里，“沙皇”（Czar）是个非正式称呼，主要指被首相或总统任命，专门对某个领域负责的官员。比如一战时，美国威尔逊总统任命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负责战争工业委员会，他也因此被称为“工业沙皇”（industry czar）。
在这个意义上讲，1991年朱镕基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之后的十二年间，他是中国名副其实的“经济沙皇”。
在朱镕基成为“经济沙皇”之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已走过十二年，经历了经济路线的争论和突破，经历了经济特区和农业“包产到户”的尝试，也经历了“六四事件”的震颤。
经济虽然高速发展，但是“三角债”、“非法集资”、“财政拮据”、“国企衰蔽”、“产权争议”等问题积弊严重。
朱镕基主政的十二年，几乎在当时中国经济的所有领域都推进了强力改革。
比如，当时中国财税体制极其落后，各省上缴积极性低，1992年中央财政赤字1000亿元，甚至到了有机关没钱发工资的地步。朱镕基决定“分灶吃饭”，与地方政府按税种和比例进行分税制改革，“国税”与“地税”的分野产生。中央财力充足，财政投资也成为刺激经济不可小觑的力量。
再比如，朱镕基力排众议进行汇率改革，革除官方汇率与调集市场汇率的“双轨制”（两者相差超过30%），外汇黑市消亡，人民币大幅贬值，中国的外贸优势凸显，廉价的劳动力推动中国走上“世界工厂”的道路。
与此同时，在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过进行艰难而漫长的谈判之后，中国终于纳入了世界贸易体系。
在中美最终签到入世协议之前，经历了25轮马拉松式谈判。
朱镕基的各项经济改革政策剧烈地改变了中国。1998年，履新总理的朱镕基在记者会上，点名要给凤凰台吴小莉提问的机会。后者问，“外界称你是‘经济沙皇’，你喜欢这个称呼吗？”朱镕基说，“我不喜欢这个称呼。”他接着说，“但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当年，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外贸因此受阻，经济增长从两位数掉到8.8%。此背景下，房地产改革被朱镕基提上日程。
在朱镕基看来，拉动内需最好的方法就是激活房地产市场，房地产产业链很长，涉及行业多，建材、化工、钢铁等都会受益。“转正”四个月后，朱镕基领导下的国务院正式宣布，福利分房年代结束，住宅商品化时代开启。
之后十多年，房地产市场成为拉动中国内需的火车头，但也伴随着“房价暴涨”、“土地财政”等顽疾，甚至产生“强拆”一类的次生问题。
虽然伴随着不少副作用，但朱镕基至此已为中国经济成功打造出“三驾马车”——分税制改革盘活财政，使投资成为一架马车；汇率改革、加入世贸，使外贸成为一架马车；房改推动消费成为一架马车。
此后，中国保持了超过十年“低通胀、高增长”的经济奇迹。
当年与朱镕基一同被打为“右派”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后来评价，中国经济改革走上成功的发展道路和朱镕基大刀阔斧的经济政策是分不开的。
卸任十年后，德新社（DPA）曾援引和朱镕基有接触的人士称，朱镕基认为，继任政府只是收获了他执政时的功绩，但本身没有什么新的建树。
国企改革成功之痛：“朱嘴一张，工人下岗”
贯穿朱镕基经济改革生涯的，恰恰是一个中国特有的问题——如何改革国有企业。
在朱镕基成为“经济沙皇”伊始，数十万国有企业如“一滩烂泥”，效率低下，亏损面不断扩大，负债连年增长。
此时的朱镕基对国企改革的思路，已经从此前的经营体制改革，变为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切入点，也从给国有企业负责人多大权力，转变为国企应在在某些无关国计民生、市场竞争已经形成的领域退出。
换言之，就是通过“抓大放小”的方式区别对待。朱镕基受到韩国模式的启发，认为韩国的金融与实业融合的大型财团，助力该国在短短几十年间成为首屈一指的工业国。中国应该按此模式，培养国有企业。
然而，1997年金融危机来袭，中国人眼中的“好学生”韩国却在危机中倒闭不少。韩国大宇集团最终巨亏倒闭，创始人金宇中也出走美国。
这条改革之路前方的亮光被骤然掐灭。
国企改革的路径只好再次转向，朱镕基认为国企应该接着退，在所有完全竞争领域，国企都应该退出，只在自然垄断型行业保留，比如电力、石油、军工、航空、保险、银行等。
退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副作用带来的痛感也更加强烈。据统计，在这轮国企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下岗工人达到1500万人。
沿海地区，不少人纷纷“下海”，出现“先富起来”的人；还有一批人在中小国企退出的过程中，利用不明晰的产权规则，攫取资源，成为“暴富起来”的人，他们身上也背负着中国新一代企业家的“原罪”。
经济崛起的阴影面，下岗职工则为生计愁，衍生为新兴的城市贫民阶层，他们在国企退出过程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补偿，当时的社会保障制度也远远难称完善。
这些人无疑成为这一轮改革的牺牲品。以至于在下岗工人的口中流传：“朱嘴一张，工人下岗”，折射该群体对朱镕基怨念颇深。
正因为如此，在不同人的口中，这位“经济沙皇”的改革之路，面对着截然不同的评价。
朱镕基近年鲜少公开露面，最近一次出席公共活动，是7年前2018年10月在北京会见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当月正逢他90岁大寿。在这之后，朱镕基便连续缺席中共建政70周年、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中共二十大、2025年九三阅兵等活动。
在中国官方语境中，他被看作是后邓小平时代的经济实操者，通过铁腕改革，冲破意识形态的藩篱，建立起中国独有的发展模式。
在体制外的批评者中，有的认为他其实依然是计划经济时代走出来的“经济官僚”，计划经济思想依然严重，很多铁腕政策背后罔顾法治，牺牲个体利益。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其书中评价，朱镕基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自由派，但他确乎是一位倾力重塑中央权威的经济集权主义者。
西方话语体系则给朱镕基冠以“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之名，比喻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背后隐隐包含的希望是，他的“资本主义改革”能带来经济繁荣，继而倒逼中国政治上的民主化改革。
朱镕基没有公开进行过自我评价。但2000年3月两会的记者会上，一位丹麦记者问他，希望中国人在他离任后记住他的什么？
朱镕基回答，“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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