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中國重新強調擴大內需和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與其說是對朱鎔基改革遺產的繼承，不如說是對既有發展路徑的一次必要反思與制度修正。朱鎔基的離世，也意味著一代改革者真正成為歷史人物。 中共政治局原常委、中國國務院原總理朱鎔基8月12日在北京逝世。作為中國改革開放時期最具影響力，也最具個人色彩的經濟領導人之一，他長期被主流敘述塑造成一位「鐵腕改革者」：整頓金融秩序、推進國企改革，並主導完成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關鍵談判。2003年卸任總理之際，《南方周末》罕見地以整整24個版面為他立傳，幾近「蓋棺論定」，確立他在改革史中的崇高地位。 然而，若將分析重心從個人風格與短期績效，轉向制度路徑與長期結構，一個更具解釋力的問題便隨之浮現：在1990年代這一關鍵歷史節點，中國是否錯失啟動並完成國家經濟再整合的重要窗口？朱鎔基所主導的改革，究竟為中國構建一個成功的發展型國家，還是在強化國家能力的同時，將中國進一步鎖定在深度全球化的發展路徑之中？ 「上海經驗」的全國化：外向整合替代內向重構 朱鎔基的經濟思路，與其說是一種全新的戰略選擇，不如說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對他主政上海時期發展經驗的制度性放大。 1980 年代後期，隨著市場社會主義改革的推進，國家計劃體制持續弱化。作為傳統工業基礎雄厚的城市，上海眾多產業如紡織業，在原材料供給與市場銷售上，長期依賴全國統一體系的協調。然而，在地方分權不斷深化、中央計劃能力明顯削弱的背景下，上海已難以通過既有計劃渠道，穩定獲得關鍵投入要素。 在這一體制約束下，作為上海主政者的朱鎔基無法推動全國層面的制度重構，他的應對策略體現出鮮明的地方理性：依托上海產品較強的出口競爭力，通過爭取更高比例的外匯留成並鼓勵出口，從國際市場解決要素供給與產業升級問題。這一做法在短期內緩解上海發展的資源瓶頸，但代價也同樣清晰——它繞開而非修覆全國市場的協調機制，在客觀上削弱了國內經濟體系的整體整合。 隨著朱鎔基進入中央決策層，這一原本具有地方應急性質的「深度外向整合」路徑，被提升並推廣為全國性發展戰略。這在本質上是對 1980年代末「沿海開放戰略」的進一步放大。 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早在 1992 年便指出，中國長期發展必須靠內需。對於中國這樣的超大規模經濟體而言，深度全球化路徑本身就蘊含著明顯的結構風險：持續強化外向型增長，不僅難以支撐內生發展，也必然在國際層面加劇對資源與市場的競爭，從而惡化自身的外部發展環境——這一判斷，楊小凱等經濟學家在1980 年代末已做出清晰預警。 1992 年，朱鎔基主持全國經濟工作時，具備罕見的政治優勢：既深得鄧小平與陳雲的雙重信任，又以強悍果斷、敢於擔當著稱。按理說，這種政治授權與個人權威的結合，本可用於推動以全國統一大市場為核心的內向整合路徑——通過國家計劃部門的「通產省化」統籌產業布局，使國內產業實現規模經濟並提升整體競爭力，從而奠定中國特色發展型國家的制度基礎。 然而，朱鎔基回避了「國內經濟再整合」的關鍵選項，選擇擁抱「深度全球化」路徑。1992 年中美達成《市場準入諒解備忘錄》，中國承諾推進大規模貿易與投資自由化，承諾取消既有的進口替代措施，不再以進口替代作為產業政策工具；與此同時，以市場換技術逐漸成為中國吸引外資和推動產業升級的重要政策思路。 在這一戰略取向下，內向整合的自主發展思路被持續擱置，以至於盡管 1993年至1994 年分稅制改革實現了財政集權，使國家能力顯著提升，但「經濟巴爾幹化」的格局沒有改觀：地方政府依然是投資決策與產業布局的事實主體，各地圍繞招商引資展開無序競爭，使國內產業長期陷於「規模不經濟」的結構性困境。 對於後發大國而言，統一且受到保護的國內市場，才是產業升級與技術趕超的根本制度基礎。「上海經驗」的全國化，表明朱鎔基在關鍵發展戰略選擇上，實質性放棄了經濟民族主義取向。他以國家主義方式有系統地引入並施行華盛頓共識的若幹政策主張——通過推動中小國企私有化，以及貿易與投資自由化，使中國偏離自主發展的現代化路徑，並在結構上逐步固化為一種依附發展模式。 入世：功過未定 1996年2月9日，時任德國總理柯爾（右）在波昂會見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美聯社）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長期被視為朱鎔基最重要的改革成就之一。其後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似乎也為這一判斷提供了事實支持。然而，若回到 1990 年代末的具體歷史情境，這一結論仍有必要重新審視。 事實上，至世紀之交，中國經濟增長已面臨難以為繼的結構性困境。這種困境，在相當程度上源自市場過度開放與權貴私有化共同作用所累積的制度後果。外部沖擊削弱了國企的生存空間，而國企衰敗又反過來為私有化提供了現實與意識形態上的正當性，兩者相互強化，進一步削弱了內需基礎。 1998 年亞洲金融危機後，擴大內需被提上國家議事日程，但這一認識並未轉化為對既有發展路徑的系統性反思。相反，住房、教育與醫療等領域的市場化改革，進一步削弱原有的社會主義福利體系，在很大程度上抵消內需擴張所需的政策空間，進一步強化中國經濟對出口與外資的依賴。 在經濟下行壓力與政權合法性約束的雙重作用下，通過更大力度的市場開放以吸引外資，逐漸成為恢覆增長勢頭的現實選項。正是在這種高度剛性的政治經濟壓力下，加入世貿組織變得異常急迫。 為盡快實現入世目標，中國接受了一系列明顯超出一般發展中國家義務水平的承諾，包括接受在反傾銷調查中適用「非市場經濟」方法的特殊安排，以及承諾不對外資實施強制性技術轉讓等超出既有多邊貿易規則的要求。這些讓步的確加快了入世進程，但在制度層面留下尾大不掉的後果——導致中國在後續市場準入談判中陷於結構性被動，由此強化中國依附發展的路徑依賴。 走出朱鎔基神話 無疑，朱鎔基是一位堅定的國家主義者；但作為後發國家的經濟領導人，他並非樸正熙和蔣經國那樣的經濟民族主義者。他所主導的改革，未能使中國成為另一個以自主發展為取向的東亞發展型國家。中國入世後在特定國際政治經濟條件下實現的高速增長，是特定歷史窗口下的階段性成果；而「九一一」之後，美國戰略重心的轉移，客觀上延長了這一窗口。這種國際政治偶然性意味著，這一增長模式既不可持續，也難以覆制。如今，這一歷史窗口已經關閉。 當下中國重新強調擴大內需和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與其說是對朱鎔基改革遺產的繼承，不如說是對既有發展路徑的一次必要反思與制度性修正。朱鎔基的離世，也意味著一代改革者真正成為歷史人物。此時重新審視他的改革所留下的制度遺產，或許比繼續爭論個人功過更有意義。 走出「朱鎔基神話」，不是要否定改革本身，而是重新厘清國家、市場與發展的關系，從而為中國未來的自主發展奠定更為穩固的制度基礎。 ＊作者為旅英學者、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治學博士。本文原刊《聯合早報》，授權轉載。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