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政府需要增加税收、降低财政赤字、扩大税基，可是政府不能只计算“这个制度可以增加多少收入？”还必须计算“企业为了遵守这个制度，要增加多少成本？”
政府考虑改革销售及服务税（SST），纳入消费税（GST）的元素，这再次把GST与SST课题推向公众的视野。
第二财长阿米尔韩查日前接受星洲日报专访时表示，政府正研究结合GST与SST的优点，并考虑扩大所谓的“气泡机制”（bubble mechanism），以避免双重课税。这项建议仍在研究阶段，财政部将先提出报告，交由内阁讨论；政府也强调，不会仓促决定。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理性讨论的方向。问题不是：“GST好，还是SST好？”而是我们能否建立一个具有GST效率，又有SST针对性的税制？
当然更重要的是，在任何新税制推出之前，政府必须先把功课做好，召集企业、消费者、会计师、税务专业人士及各界利益相关者，充分讨论后才决定。税制不能朝令夕改，因为这会影响社会对政策的信任。
与此同时，有报道指出，政府正探讨整合国家税收征管体系，包括研究成立单一税务机构，以进一步提升税收征管效率。
不过，有关建议仍处于研究阶段，当局尚未决定是否重组关税局和内陆税收局两大机构的职能。一旦落实上述整合建议，料将重塑我国税收行政体系，包括减少职能重叠、提高税收征管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及减轻纳税人的税务合规负担。
GST与SST的差别在哪里？
简单来说，GST是一种“多阶段、加值型”消费税。
一件产品从制造商、批发、零售到消费者，经过的每一个环节都涉及GST，但企业可以把自己在上游已经支付的进项税（input tax）进行扣抵，所以真正被课税的是企业在各自阶段增加的价值。
新加坡的GST就是典型例子。企业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把商业用途采购所支付的GST作为进项税申索，从而避免同一笔交易在供应链不同阶段重复课税。
SST则不同。传统上，销售税主要在制造或进口环节征收；服务税则在特定服务环节征收。也就是说，不是一个“每一阶段加值、每一阶段抵扣”制度，SST的优点，就是政府相对容易做到选择性课税。
例如基本食品、药品等民生必需品可以维持零税率或豁免，而非必要及高价消费品则可以课以较高税率。
所以，GST的优点在于完整、透明、可抵扣、避免税上加税；SST的优点则在于可以选择性课税，较容易针对不同消费能力与商品类别设计政策。如果两者能够真正取长补短，当然值得研究。
“气泡机制”又是什么？
“Bubble”机制可以简单理解为，在SST架构下，针对特定供应链或企业之间交易设计的特殊处理，避免上一个环节已经产生的税负，在下一个交易环节再被课税，减少税上加税的问题。
“扩大气泡机制”的概念，可以理解为：不必把整个SST改造成完整GST，但在容易出现重复课税的供应链环节，建立一个类似进项税抵扣的“税务气泡”，让特定企业、交易或产业链能够把前一阶段的税负排除或抵销。
这就是GST与SST“取长补短”真正值得研究的地方，但也正因为如此，政府更不能只宣布“我们要有bubble”，然后叫企业自己慢慢摸索。
一个制度真正困难的地方，不是概念，而是谁可以进入bubble？哪些交易可以抵扣？抵扣多少？如何申请？如何防止滥用？跨境交易怎么办？中小企业怎么办？这些才是决定制度成败的关键。
看政府税收多少，也要看企业成本增加多少
政府改革税制，当然是财政需要。大马政府需要增加税收、降低财政赤字、扩大税基，可是政府不能只计算“这个制度可以增加多少收入？”还必须计算“企业为了遵守这个制度，要增加多少成本？”
一家大型跨国公司有专门的税务部门，可以处理复杂的GST、SST、电子发票及会计系统。可是，小企业呢？
如果政府每隔两三年修改一次税制，增加新的分类、新的申报方式、新的豁免条件，此时企业最怕的不只是“税率多少”，而是担心计算错误，自然会谈税色变。
新加坡与台湾，都有值得研究的地方，大马没有必要闭门造车地发明新税制。
例如新加坡的GST制度，值得研究的是如何处理进项税、申报、发票、退税、企业合规及电子化管理。其核心精神是：让税负最终落在消费，而不是让供应链每一个环节都背负上一层税。新加坡官方明确说明，GST的进项税抵扣机制，目的是确保最终只对每个阶段的“value-add”产生税负。
台湾的营业税制度同样值得研究。台湾现行《加值型及非加值型营业税法》本身就把“加值型”与“非加值型”营业税纳入同一套法律架构。大马应该研究的是新、台怎么设计制度？怎么降低企业成本？怎么处理进项税？怎么避免重复课税？怎么让企业可以预测未来几年的税务环境？这些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改革前必须“先谈，再做”
大马过去在GST与SST之间反复转换，已经让企业累积相当多经验，但也留下不少疑问。
这一次如果政府真的要研究新的混合模式，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不是急着宣布新税制，而是建立经过通盘思考的全国税制协商机制。至少应该邀请：企业公会、制造业、零售业、服务业、物流业、中小企业、会计师、税务顾问、消费者组织、学者、工会以及地方商业团体共同参与。
财政部不能只开几次闭门会议，应该把几种不同方案拿出来公开比较。然后公开比较每一个方案：政府收入增加多少？对B40、M40、T20的影响？中小企业增加的成本？对通货膨胀有什么影响？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对普通家庭而言，所有税制设计最后都会回到“生活成本会不会增加？”
如果连这些基本问题都没法回答，就急着改税制，难免会陷入“先宣布、后解释、再修正”的老路。
一家企业长期投资，需要的不是政府保证“永远低税”，而是政府告诉它规则是什么，而且规则不会三天两头改变。企业追求的不是“最低税”，而是可预测、透明、公平及有效率的税制。
税制改革，需要的是耐心与公平，而不是速度。政府目前研究GST与SST结合，至少值得肯定的一点，是目前仍处于研究及报告阶段，而不是立即宣布全面改革。政府也表示，这项工作需要吸取过去GST及现行SST的经验，不会仓促处理，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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