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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香港基金|香港郵政何去何從(上):斬斷不公不私的制度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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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香港基金專欄|葉文祺、余澤韋

香港郵政2024至25年度大幅虧損8.21億元,創下營運基金自1995年成立以來的最高紀錄。面對持續嚴峻的挑戰,當局早前宣布調整人力安排,不再向剛完成試用期的郵務員和郵差發出長期聘用條款,首批約30名員工將改以公務員合約續聘兩年,預計未來受影響人數將達200多人。事實上,自1995年推行自負盈虧的普郵服務以來,香港郵政在2009年後因通訊電子化與網購普及,郵件量減少超過一半,已連續八年錄得虧損。為了扭轉頹勢,香港郵政多年來透過精簡人手、數字化運營及多元化服務苦苦支撐。社會不得不思考:若核心改革遲遲未到,庫房是否仍需持續撥款?所謂的自負盈虧究竟是在恪守商業原則,抑或早已名存實亡?

46億元公帑難救香港郵政 存亡路口勿再「公私不分」

人手縮減後成本不降反升

要看清香港郵政連年虧損的根源,必須正視其薄利與勞動密集的雙重特質。首先,郵政物流本質上是微利行業。在2024年之前,其盈虧佔總收入比例長期在5.0%以內窄幅徘徊;對比同業,京東物流2026年上半年毛利率僅8.9%,順豐集團2025年全年的物流及貨運代理毛利率為13.0%。在過去17年間,香港郵政僅有六年能靠純粹運作實現盈利;若計入投資收入,盈利年數也僅增至九年。其次,員工成本與一般郵務開支長期佔總運作成本90.0%以上,龐大的人力依賴使管控員工成本成為薄利中求生的唯一切入點。

平心而論,香港郵政在控制成本上確實有所付出,其員工人數在2009至2025年間大幅縮減了近29.3%,總員工成本壓低至17年前水平,平均員工成本升幅也緊貼通脹。在政府大力推行外包服務與員工替代內部職員的情況下,留存與新聘職員理應更聚焦於核心功能;加上公務員體系透過薪酬點升級的既有機制,人均員工成本就具備往上走的合理性。從這個維度看,香港郵政在人頭與平均薪酬管理上的控制成果值得肯定。

然而,現實卻呈現另一番景象:成本控制並未換來生產力改善或單位成本下降。翻查賬目,員工總數在2009至2025年間大幅裁減近三成,但2025年每名員工一小時能處理的郵件數量甚至低於2009年水平。每件郵件的單位成本從2009年的3.051元增加到5.498元,其中所承擔的員工成本更從1.580元攀升至3.438元。自2018年以來,每封郵件實際虧損擴大至1.344元,相比之下,每封郵件所攤分到的投資收入,在2018年每件0.130元的基礎上僅增長約70.0%。投資收入已無法填補單位損失的缺口。

資料來源:香港郵政、團結香港基金

香港郵政的存在意義是什麼?

香港郵政無法提升效益的原因盤根錯節,涵蓋營運基金框架的先天限制、員工薪酬福利與盈利績效缺乏實質綁定、要職多由公務員擔任以致難吸引頂尖人才,以及在平台經濟、物聯網物流、乃至具前瞻性的低空經濟等科技應用上落後同業。

當我們跳出局部運營框架,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在數字化高度發達、傳統郵遞早已能由私營部門有效提供的今天,香港郵政存在的價值究竟為何?根據公共管理理論,政府只有在市場失靈時才應直接干預。普郵服務的核心意義在於確保所有市民享有負擔得起的郵遞服務,但在當前私營物流企業繁多、通訊高度電子化的背景下,政府必須充分論證普郵無法被市場提供,才能合理化干預。香港郵政近年嘗試拓展高利潤業務線的舉措,本質上是試圖透過參與市場已能充分提供的行業來彌補傳統市場效率缺失,在理論上缺乏正當性。

盲目開源節流難解體制迷思

自1970年代以來,多國政府開始將本由政府提供的服務外包給私人部門,或以各種模式將其從政府體制中剝離。營運基金正是眾多探索模式中的一種,當初由英國引進香港並推廣至香港郵政。然而,這種介乎政府與商業之間的過渡模式,早已被陸續捨棄。英國、日本、新加坡與德國均選擇對普郵服務進行徹底的企業化改制並最終私有化,而中國、法國、意大利等國則選擇由政府繼續控股。

面對未來,香港郵政不能再繼續停留在「邊補貼、邊摸索」的狀態。如果普郵服務因涉及社會公平必須保留,政府應理順其作為純粹公共服務的財政定位,承擔政策性補貼;反之,若要堅持商業化,則必須徹底打破現行的公務員體制與營運基金框架,推行真正的企業化改革。唯有斬斷模稜兩可的制度迷思,香港郵政才能找到可持續發展之路。

本系列下部將分析香港郵政應採取的具體措施。

作者葉文祺是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總監;作者余澤韋是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員。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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