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拉哈里的現實主義揭示大國競爭下中小國家生存的現實邏輯，但要從「生存」走向「安全」，還需要超越這一邏輯。從「如何生存」走向「如何安全」，或許正是當代現實主義必須面對的下一道理論命題。 比拉哈里的現實主義，可以視為對「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並重」這一外交傳統中現實主義支柱的充分展開。這套「如何生存」的智慧，與外交現實主義一翼的基本邏輯一脈相承，在當前大國競爭加劇的背景下顯得格外突出。圖為7月27日，比拉哈里與思想中國主編周雁冰合影。（思想中國（ThINKChina）） 隨著中美戰略競爭加劇，如何理解大國關係以及小國在其間的處境，重新成為國際關係討論的核心問題。新加坡前外交官比拉哈里（Bilahari Kausikan）近期圍繞這一問題發表的文章，已形成一套頗為完整的現實主義外交思想。他於8月28日發表在《思想中國》（ThinkChina）的《如何思考外交政策與地緣政治》（How to think about foreign policy and geopolitics）一文中，又對這一思想作了集中闡述。對於新加坡及其他中小國家而言，這套現實主義外交理念頗具代表性，也值得認真檢視。 比拉哈里的現實主義為何具有說服力？它的解釋力又止於何處？尤其是當中美競爭已經發生並持續深化時，小國在大國競爭中尋求生存，是否就等於獲得安全？本文擬從這一問題出發，在肯定比拉哈里現實主義價值的基礎上，進一步討論其理論邊界。 現實主義的鋒芒：比拉哈里究竟看清了什麼？ 比拉哈里現實主義的價值，首先在於要求人們把國際政治從「應該是什麼」拉回「實際上是什麼」。 他區分外交辭令與實際政策，提醒人們不要把意見當事實、把孤立事件脫離其過程和結構，也不要把覆雜的國際現實壓縮為「民主與專制」或「美國與中國」的二元對立。他的近期文章進一步強調，中美競爭是跨領域的長期過程，第三國需要根據自身利益和戰略環境保持政策靈活性。 對小國而言，這種清醒尤其重要。比拉哈里強調威懾、力量均衡和戰略自主，要義在於讓小國不必把自身安全寄托於任何大國的善意，而非簡單要求小國選邊站隊。東南亞國家長期在大國之間尋求回旋空間的實踐表明，這套「生存術」源於中小國家應對結構性約束的實際經驗，絕非書齋里的空想。 但比拉哈里的現實主義也由此顯現出它的邊界：它擅長回答一個國家如何在既有的權力結構中生存，卻還需要回答，一個國家如何在生存之外獲得更持久的安全。這正是我們需要進一步追問的問題。 相互依存不能否定新冷戰 中美關係是比拉哈里近期論述的核心議題。他雖未直接使用「新冷戰」這一說法，但論述邏輯指向明確——中美競爭不同於美蘇式冷戰：雙方仍處於同一全球經濟體系，擁有深刻的貿易、投資、科技和金融聯系，而非美蘇時代彼此分離的兩個體系。 這一判斷抓住了重要事實，卻混淆了冷戰的基本性質與其歷史形式。判斷是否已經進入冷戰狀態，更重要的是看兩個大國間是否已形成長期、全面而系統的戰略競爭，以及這種競爭是否擴展到軍事、科技、經濟、產業鏈、金融乃至制度與價值等領域。以此衡量，中美新冷戰確已發生，它的「新」恰恰在於，它發生在高度相互依存的全球體系之中。 經濟相互依存並沒有消除競爭，反而成為中美雙方試圖重塑的對象。美國管制關鍵技術和設備、重構供應鏈和再工業化；中國則提出雙循環戰略和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試圖增強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降低對外部關系的脆弱依賴。雙方都沒有真正退出彼此的市場，而是在重新調整相互依存的條件。「脫鉤」與「去風險」在實踐中，與其說是徹底切斷聯系，不如說是重新協商依賴關系。比拉哈里將這種更廣泛的競爭，概括為「體系內部的競爭」（competition within a system）。 比拉哈里進一步認為，這種競爭將長期持續，中美難以決出勝負。這一判斷作為對短期預測的警告值得保留，但「無法預判勝負」不等於「不會發生力量重組」。國家間的力量對比從來不是靜態存量，其本質是一個高度動態的歷史過程：經濟發展、技術創新、產業能力、國家治理、社會整合以及大戰略調整，都可能改變力量的基礎及其國際分布。因此，真正值得關注的，不只是「誰現在更強」，更是誰能夠在結構變化中持續生產和轉換力量。 超越「叢林法則」 比拉哈里的現實主義，可以視為對新加坡「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並重」這一外交傳統中現實主義支柱的充分展開：既然大國競爭無法避免，中小國家就必須增強自身能力、保持戰略自主，並盡可能利用大國之間的力量均衡擴大回旋空間——這套「如何生存」的智慧，與拉惹勒南（S. Rajaratnam）以來新加坡外交現實主義一翼的基本邏輯一脈相承，在當前大國競爭加劇的背景下顯得格外突出。然而，問題正在這里：如果安全只能建立在大國競爭和力量均衡之上，這種生存策略，是否也可能反過來制造更多的不安全？ 這一疑慮，恰恰指向現實主義仍須進一步回答的問題：國際關系中的"叢林法則"固然存在，但世界並不只有這一種邏輯。國際政治同樣存在倫理、規範與道義訴求；否則，我們又何以區分霸權的「良性」（benign）與「惡性」（malign）？從威爾遜到羅斯福時期的美國外交，盡管始終伴隨著現實利益與明顯的雙重標準，也曾以民族自決、反殖民主義等原則塑造國際秩序，這說明進步外交政策（progressive foreign policy）並非純粹的理想主義幻想。英國政治學家赫爾德（David Held）關於世界主義民主與全球治理的思想，為一種進步外交政策提供了理論資源：國際秩序並非只能由強權競爭塑造，規範、制度和跨國合作，同樣是能夠改變國家行為的條件。 更重要的是，未來中美競爭是否會始終停留於力量與利益的較量，同樣不宜武斷預判。正如美蘇冷戰時期，兩大陣營都曾以反殖民、發展和社會正義等道義訴求爭取第三世界一樣，未來中美競爭中，一方甚至雙方是否可能競相訴諸某種道義旗幟，以爭取全球南方，仍有待觀察。道義話語當然可能被大國競爭所征用，但這恰恰說明，規範、合法性與制度本身，也是國際權力競爭的重要組成部分。 因此，問題不是要放棄現實主義，而在於承認權力政治的約束，同時通過共同利益、國際合作和制度建設，逐步降低沖突與不信任。 這對東南亞尤其重要——如果規範、合法性和制度也是權力的一部分，中小國家就不僅是大國競爭的接受者，也可以成為秩序塑造者。東盟長期奉行的區域主義表明，中小國家擴大安全空間，並不只有借力於大國、在兩者之間尋求平衡這一條道路。「東盟中心地位」（ASEAN centrality）當然無法取代大國力量，也不能消除大國競爭，但它至少提供了一種不同的可能：通過區域制度、共同規則和集體行動，增加中小國家的自主空間。大國力量均衡可以是小國的生存策略，卻未必能夠成為區域安全的長久基礎。 「生存」與「安全」畢竟是兩個不同問題。前者要求國家適應既有力量結構，後者則要求降低產生不安全的結構性因素。如果每個國家都只能通過增強自身力量、尋找外部依靠，和利用大國競爭來保障安全，各方獲得的可能只是更多的「安全工具」，卻未必獲得更多安全：一國為自身安全采取的行動，又可能被另一國視為威脅，由此形成不斷自我強化的安全困境。 因此，比拉哈里的現實主義揭示了大國競爭下，中小國家生存的現實邏輯，提醒我們不要以願望代替現實；但要從「生存」走向「安全」，還需要超越這一邏輯——在看清現實之後，還須追問現實能否改變。對東南亞而言，真正的戰略智慧或許不只是學習如何在中美競爭中更聰明地生存，更是在保持自身生存能力和戰略自主的同時，努力參與塑造一個不必僅僅依靠大國力量均衡，也能夠容納規則與道義競爭的區域和國際環境。 從「如何生存」走向「如何安全」，或許正是當代現實主義必須面對的下一道理論命題。 ＊作者為旅英學者、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治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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