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政策範式可以永久存續。新思想、新的既得利益和新的問題會導致原本居主導地位的經濟敘事被取代。到了一九八○年代，因為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凱因斯主義共識已經瓦解。一九七○年代油價飆升帶給政策制定者另一種挑戰：這種供給面衝擊同時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和失業問題，是凱因斯主義的總合需求管理無法處理的。許多開發中國家也未能有效應對油價飆升的衝擊，它們的經濟成長因此嚴重受挫。 一九八○年代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區的債務危機使許多政策制定者意識到，當時盛行的發展策略（內向型，而且以進口替代為基礎）亟需徹底改革。與此同時，經濟學家已經成為推動市場自由化的重要知識分子力量。自一九七○年代以來，他們一直在記錄高邊際稅率、過度的貿易保護和國家過度擴張所導致的低效率問題。 戰後範式也成了它自身成功的受害者。 世界貿易和金融蓬勃發展創造出一群新的強大利益集團，包括出口企業、國際銀行、跨國公司，這群利益集團推動制定有利於自己、方便它們拓展海外市場的全球規則。既然貿易自由化迄今帶來這麼多好處，那麼更進幾步，推動更深層次的貿易一體化和不受限制的資本流動，豈不是更好？ 到了一九九○年代，這些利益集團的政治影響力，加上經濟學家的論證，促成了新自由主義和它應用於全球所產生的超全球化。關貿總協定被世界貿易組織取代，後者的規範管理範圍更加廣泛，其普遍適用的規則涵蓋各國國內政策和邊境管制。不斷擴張的貿易協定網絡納入雙邊、區域和多邊協定，確保各國政府將束縛自身和履行其「自由貿易」承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經合組織（OECD）等多邊機構在金融全球化方面發揮了類似作用，它們使資金自由流動變成一種全球常態。它們在貧窮和富裕國家都推動資本自由流動。 不過，比國際規則和國際機構更重要的是政策制定者所內化的新經濟政策願景。 在這種願景中，商品、企業、資金和資本跨國自由流動將創造更大的經濟繁榮。全球化不僅勢不可當，更是一股強大的經濟浪潮，將提升所有國家的經濟福祉。科技和通訊進步正無可避免地推動世界走向經濟上更緊密相互依賴的狀態。各國政府不應抵抗這些力量，反而應該加以促進。它們必須消除全球貿易和金融面臨的障礙，不僅要降低進口稅和減少跨境金融管制，還要確保國內法規不會對外國公司或投資人造成負擔。「融入世界經濟是各國發展的最佳途徑，」著名經濟學家、當時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的費雪（Stanley Fischer）這麼說。深度整合被視為必然趨勢和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這與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淺層整合形成鮮明對比。超全球化改變了全球化：原本全球化是實現共享富裕繁榮的一種手段，如今它本身就是目的。 正如本章開頭引用的政要言論顯示，政治上的左派領袖與右派領袖所見略同，都認為融入世界經濟勢在必行。若說有何分歧，那就是他們對必須做些什麼來確保達到期望的結果有不同看法。右派主張減稅、放寬管制，以及縮減政府規模。左派則強調投資於教育和基礎建設，同時強化社會安全網。雖然手段不同，但目標都是提升本國經濟和社會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倡導超全球化的經濟學家和技術官僚意識到其中潛在的某些弊端。但他們堅稱，這意味著政府應該有額外的政策來緩解這些弊端，而不是代表超全球化本身不可取。沒錯，有一些因為進口或外包而失業的勞工最終將面臨較差的境況，但勞動市場的混亂只是暫時的，而且被取代的勞工可以接受培訓或獲得補償。沒錯，開放較為波動的短期資金自由進出可能引發金融動盪和危機。為防範此類風險，各國政府必須奉行嚴謹的總體經濟政策，並對銀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機構實施充分的審慎監理。沒錯，因為大型企業如今不受束縛，可以將收入轉移到避稅天堂，各國政府要加稅可能會比以前困難。但政府可以致力提升本國對跨國企業的吸引力，藉此應對這項挑戰。沒錯，有些全球貿易規則可能會與國內的環境、衛生與安全或消費者保護法規產生衝突。但是，利用不干擾全球貿易的政策手段來追求實現社會、公共衛生和環境方面的目標，總是比較好。在所有情況下，都有可以選擇的最佳國內政策，它們不需要阻礙國際貿易和金融的運作。 這種最佳思維帶來一個便利結果：它使超全球化及其支持者免於受到直接批評。超全球化體制產生不良副作用時，他們已經準備好這種自以為是的回應：問題不在全球化，而是在於那些未能盡其職責、沒有推出必要配套政策的政府。與此同時，在現實世界中，超全球化持續侵蝕民族國家，損害國家回應公民訴求的能力。 《在碎裂的世界共享富裕繁榮》立體書封 ＊作者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講座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在碎裂的世界共享富裕繁榮：給中產階級、全球貧困者，以及氣候危機的新經濟學》（春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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