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天真地相信高等教育有能力灌輸道德標準，誰就顯然沒有研讀過第三帝國時期的德國大學史。─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 一九二七年，法國哲學家朱利安．班達(Julien Benda)出版了《知識分子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一書，內容譴責歐洲的知識分子是如何墮入極端的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在那個時間點上，雖說墨索里尼才權傾義大利五年，而希特勒距離把持德國政壇與讓法國稱臣還分別有六年跟十三年的時間，但班達已經可以看見不少歐洲學者在政治裡扮演的惡性角色。 那些人理應在生活中追求心智的發展，他寫道，結果他們卻一手導入了「政治仇恨之智識組織化時代」。須知當時那些仇恨，已經開始從思想領域朝暴力領域轉進―並為整個歐洲帶來了災難性的後續。 事隔百年，美國學術界走上了政治上相反的方向―右傾變為左傾，但結局基本上可謂殊途同歸。問題是我們能不能不同於德國人―對此提出點辦法。 有將近十年的時間，與班達不無同病相憐，我驚嘆地看著知識分子同志們的叛變。同時間我還目擊了大學的董事會成員、捐助者與校友願意容忍美國大學被政治化在一個由「覺醒」進步派、「批判性種族理論」信奉者，以及伊斯蘭極端主義辯護者所組成的非自由派同盟手中。在這整段時期裡，朋友們都不斷跟我保證我是在小題大作。畢竟怎麼可能會有人反對在大學校園裡看見更多的多元、平等與共融？更何況話說到底，美國大學不一直都在左傾嗎？我的這種憂慮，或許只是進一步顯示我是那種在學界沒有前途的保守派？ 唯這類論點在二○二三年十月七日後便不攻自破，因為「激進」學生與教授對哈瑪斯針對以色列所犯下暴行的反應，揭露了當代校園生活的真實面貌。對以色列在加薩地區的政策所抱持的敵意，動輒就會滑坡成反猶太主義，這一點如今已無庸置疑。 我在腦中揮之不去的一幕是我一個猶太朋友的兒子，作為在某常春藤盟校就讀的研究生，在二○二三年十月七日回到自己被指定的書桌後，發現有人小心地把一張紙條放在他的電腦鍵盤底下，上面用紅色和綠色字跡寫著：「ZIONIST KIKE!」 一如這類事件令人坐立難安(又不勝枚舉)的是大學領導階層那種狂打迷糊仗的回應。 在前往眾議院教育與勞動力委員會(House Committee on Education and the Workforce)作證 時，哈佛大學校長克勞汀．蓋伊(Claudine Gay)、麻省理工學院校長莎莉．科恩布魯斯(SallyKornbluth)與賓夕法尼亞大學校長伊莉莎白．麥吉爾(Elizabeth Magill)的表現清楚表明校方已經聘請了律師來因應這類場合，而這三位校長也做足了功課。 她們在答卷中用四平八穩的解釋，說明了第一修正案的規則如何在她們的校園裡發揮作用―姑且不論該修正案在此究竟適不適用。沒錯，關鍵在於脈絡。如果學生只是單純喊著「從河流到海洋」的口號，那他們的言論自由確實該受到保障，前提是當中不存在暴力威脅或「歧視性的騷擾」。 但克勞汀．蓋伊那措詞十分謹慎的回答之所以激怒批評者，並不是因為那些話在「技術上」有什麼錯，而在於那與她過往的紀錄顯有不同―尤其在她擔任文理學院院長的二○一八到二○二二年裡，哈佛在大學言論自由上的各項排名都一路在溜滑梯，一直在觸底。 喬治．佛洛伊德死時的蓋伊就在哈佛院長任上。佛洛伊德死後六天，她就此事發布了一篇聲明，意思是她因遠在明尼亞波利斯的事件感到親身受到威脅。佛洛伊德的死，她寫道，凸顯了「種族暴力在這個國家裡的殘酷程度」，並讓她萌生出一股「強烈的脆弱感」。她說她「重新意識到我們〔即美國的黑人〕即便在從事日常到不行的活動，像是跑個步……都可能伴隨著莫大的風險。在這個我只想把十來歲的兒子緊緊擁入懷中的時刻，我卻很痛苦地意識到擁抱根本保護不了他什麼」。蓋伊在國會聽證會上說了一堆，當中卻沒有任何一句話能看出她意識到了在(二○二三年)十月七日之後，猶太學子們恐怕就一直懷抱著跟她同樣的感受。 在二○二○年八月二十日一則給教師的備忘錄中，她是這麼寫的：「街頭那些清楚可聞，呼籲種族正義的聲響，也在我們的校園裡迴盪，由此我們必須去正視我們個人與體制中的不足處，必須體認到我們身為人師，對於推動以真相去對抗結構性不平等的惡性影響，有一份共同的擔當。」蓋伊接著說：「這個瞬間提供了想進行制度性改革的我們，一個意義深遠的機會，我們不應該也不可以，令其被白白地浪費……我今天寫下這些，是為了表明我個人對這項轉型計畫的決心，並說明文理學院將在未來一年，為促進這項重要議程採取哪些初步的行動。」 偉大的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其一九一七年的〈以學術為志業〉(Science as a Vocation)一文中曾振聾發聵地主張，政治動員不應見容於課堂，「因為先知與煽動者並不屬於學術講台」。芝加哥大學出具在一九六七年的《卡爾文報告》(Kalven Report)也抱持同樣的論點，那就是大學必須「保持獨立性，不受政治風潮、激情與各種壓力的影響」。 近年來美國各主要大學已徹底放棄這種學術與政治之間的分野。相較於此，位於我們金字塔頂端的院校已然擁抱了蓋伊力主的「制度性改革」。結果大家自己看看。 世界級的一流大學竟會三兩下就中了沾染反猶太主義的政治之毒，或許會讓人嘖嘖稱奇，然而這種事情並非沒有先例。 時間推回一百年前的一九二○年代，世間首屈一指的大學無疑都在德國。與海德堡(Heidelberg)、圖賓根(Tubingen)這等真正的大學城相比，哈佛與耶魯更像是紳士俱樂部，學生在那兒關心的往往是美式足球，而不是物理研究。在一九○一到一九四○年間，理科諾貝爾獎得主是德國人的比率超過四分之一；相形之下美國科學家的得獎比率只有百分之十一。愛因斯坦臻至生涯顛峰不是在他異動到普林斯頓的一九三三年，而是在他獲任命為柏林大學教授、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Kaiser Wilhelm Institute for Physics)所長，以及普魯士科學院(P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院士的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七年間。劍橋培養出的科學家無論怎麼傑出，也很難不覺得有去一趟德國朝聖的必要。 唯在德國當教授的人都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原因或許可追溯回俾斯麥帝國的建立，甚或是得進一步回推至普魯士時代的某種緣由，具備學術素養的德國人異常熱衷在富個人魅力的領袖前俯首稱臣，主要是他們深信唯有這樣的領袖，才能維護德國民族主義計畫的純潔完整性。今日的進步派人士假多元化與共融之名行種族歧視之實。戰間期德國的民族主義者起碼不諱言他們想要的就是同質，就是排他。 瑪麗安妮．韋伯(Marianne Weber)曾回憶在一九一八年的革命之後，她的丈夫馬克斯．韋伯是如何闡述了他的民主理論給前最高軍事統帥魯登道夫將軍了解： 韋伯：你覺得我們現在這種豬圈一樣的場面，在我眼裡會等於民主嗎？ 魯登道夫：那你想像中的民主是什麼模樣？ 韋伯：在民主制度裡，民眾可以選擇他們信任的領袖。然後獲選的人會說：「現在給我閉嘴聽話。」民眾與政黨將不再有自由去插手領袖要幹麼。 魯登道夫：這麼個「民主」還挺對我味兒的。 韋伯：之後民眾可以入座審判。要是領袖犯了錯―就送他去絞刑台！ 魯迪．柯沙爾(Rudy Koshar)研究了馬爾堡(Marburg)這座位於黑森邦(Hesse)的大學城，而其結果正說明了上述文化是如何引導德國學術界走向納粹。那些主要由新教徒構成的學生兄弟會早在一戰之前，就已排斥猶太人，不讓他們成為會員。一九二○年三月，在推翻帝制、建立威瑪共和國的革命所遺留下的動盪局勢中，一個準軍事性質的學生團體參與了一場以共產黨工人為目標，想致人於死的攻擊行動。在四年後舉行的全國大選中，「民族主義―社會主義聯盟(Völkisch-Sozialer Bloc)在馬爾堡贏得了百分之十七點七的選票，而該聯盟的核心成員就是早期的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NSDAP)，也就是我們知道的納粹黨。 律師與醫師等都不缺大學學位的專業人士，在納粹黨內的比例遠高於社會平均，一如大學生的比率也是(話說當年的大學生可不如現代社會普及)。對中年律師而言，希特勒繼承了俾斯麥。而對他們的兒子來說，希特勒則是華格納筆下的英雄黎恩濟，是那位能夠團結羅馬人民的民粹領袖。 即便是馬克斯．韋伯，這麼個自詡為自由派的人，也難以在初生的民主顯得如此脆弱時對魅力型領袖說不。韋伯死於一九二○年，而短短三年後，德國便陷入了災難性的惡性通膨。對德國的學術界而言，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出任總理一職，代表的是民族的救贖時刻。「我整個人直到最後、最深的一絲纖維，都徹底屬於元首跟他崇高的運動。」納粹律師漢斯．法蘭克(Hans Frank)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出席了有希特勒參加的音樂會之後，於日記裡有感而發。「我們實則是上帝的工具，為的是代祂消滅世間的邪惡力量。我們是奉上帝之名與猶太人及其布爾什維克主義作戰。願上帝保佑我們！」這類想法幫助了法蘭克與眾多其他律師得以從一開始，就接納了希特勒政權獨具的系統性非法特質。 德國的學者們充當了希特勒的智囊團，為他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骨架添上具體的政策血肉。早在一九二○年，法學家卡爾．賓丁(Karl Binding)與精神科醫師阿爾弗雷德．霍赫(Alfred Hoche)便聯袂出版了《給不值得活之生命的毀滅許可》(Permission for the Destruction of Life Unworthy of Life)一書，試圖從養活一名「白痴」的年度花費中推論出有一筆「龐大的資本……正因全無生產性的用途而被從國民生產中去除」。 從這類分析往前延伸，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其連接到一九四五年在哈特海姆城堡(Schloss Hartheim)精神病院所發現的那份文件，該文件推算，以日均支出三點五帝國馬克，預期壽命十年為基準，到了一九五一年，殺害七萬二百七十三名精神病患可帶來的經濟效益將達八億八千五百四十三萬又八百帝國馬克。許多歷史學家也好不到哪兒去，主要是他們大量產出帶有偏見的歷史論證，為德國在東歐的領土主張提供辯護，而這些論證往往暗示著大規模的人口遷移，甚至是種族滅絕。 《當DEI走向極端，政治正確如何改變世界》書封。 ＊勞倫斯．克勞斯（Lawrence M. Krauss），起源計畫基金會（The Origins Project Foundation）主席、加拿大言論自由聯盟（Free Speech Union）主席、葛斯華製作公司（Gus What Productions）執行長，以及《起源播客》（The Origins Podcast）的主持人。本文選自作者編著《當DEI走向極端，政治正確如何改變世界：22位傑出學者聯手，為了真正的科學而戰！》（八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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