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160萬工作人口，誰來顧？台灣長照得轉「自立照護」
2026-10-02 10:17 聯合新聞網／ 商業周刊
長照示意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文●商業周刊 鄭郁萌
臥床、或坐輪椅的長者，有可能扭轉命運、重新站起來行走嗎？無論為了長者的健康與尊嚴，或為了經濟與社會的永續，這是超高齡台灣必須學的一課。
徐家的陽台落地玻璃門擦得乾淨透亮，卻有其中一扇花色跟其他三扇不一樣。「就是我撞壞那片啊，哈哈。」八十歲的徐澎安淡淡說，眼裡卻毫無笑意。
一年多前，他在陽台澆花，一個重心不穩，頭後仰撞破玻璃門，皮開肉綻。「滿地都是碎玻璃跟血，鄰居還以為發生命案，」妻子邵桂蘭回憶，徐澎安腦部重擊導致失能，他在病房裡目光渙散、失神囈語，明明已退休多年，卻吵著要上班。
「我都不記得了。一回頭才發現，我怎麼坐在輪椅上都不能動了？」出院時，他被評為長照失能等級第六級，生活起居都需要他人協助。個案管理師問他：「您想恢復到什麼程度？」他落下淚：「我以前每天能在台北田徑場走十圈，我想恢復到那樣。」
這句話，成了為期一年多的照護戰役起點。
▋不抱不背像場邊教練 居服員陪他一步步走回田徑場
在傳統長照觀念裡，失能往往伴隨的是全天候照護。徐家一開始曾申請外籍看護，邵桂蘭卻發現對方直接幫丈夫包尿布、所有事都代勞，十天就決定喊停：「這樣他會退化很快。」接著，他們改為申請居家照顧服務，居服員不抱不背、像場邊教練引導徐澎安用殘存的肌力自主移位，在旁戒護他握緊助行器，一步一步從床上移動到廁所。負責徐澎安的愛馨居家督導員林宗輝說：「能自己站起來去廁所，人才有尊嚴。」接著循序漸進帶他上下樓梯、引導他出門，慢慢朝田徑場走，一趟幾百公尺的路，要花上一個多小時，兩人都汗流浹背。
「很多家屬以為居服員是打掃、煮飯、幫忙洗澡的台傭，甚至抱怨『我花錢請你來，你竟然逼我走路、把我推出去曬太陽？』」林宗輝說，依他的經驗，半數以上個案都有這種期待。
衛福部長照司副司長吳希文也說，曾接獲家屬投訴居服員不幫長輩餵飯。她理解家屬為何盼著有人代勞：「讓長者自己吃飯更費時，弄髒了還得收拾，直接餵，眼前確實比較省事，但長期未必好。」
徐家願意花時間讓徐澎安自己做。一年多後，他能在有人陪同下慢慢走到田徑場外，甚至開始練習超慢跑。失能分級從第六級降到能部分自理的第三級，雖然每月可用的照護專業服務額度減少了一萬多元，夫妻倆反而很高興：「能站能走，不要用到補助是最好啊！」
▋台灣離職照護遠比日本嚴重 每年13萬人，家庭企業都陷困境
徐家的這一步，其實對當前的台灣越來越珍貴。根據國發會最新推估，二○三五年台灣十五至六十四歲的工作年齡人口將比今年少約一百六十萬人，平均每名六十五歲長者對應的工作年齡人口將只剩二．二人。
人越來越少，照護帳單卻逐年加重。衛福部推估，未來十年，政府長照經費總計將超過一兆四千億元，相當於可以蓋約四次高鐵宜蘭延伸案，這還沒算進家人為照顧而放下工作的代價。
根據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的資料，台灣每年有十三萬三千人因照顧家人而離職，但相較於人口是台灣五倍的日本，每年因照顧而離職的人數約為十萬人。這意味著台灣勞工在面對長照時，直接選擇離職回家顧的比例，遠比日本還要高，也造成大量的勞動力損失。
日本也曾把長照當成家庭議題而非社會議題，直到離職、生產力損失，成了企業無法忽視的成本。
「台灣從高齡社會走到超高齡社會只花了七年，比日本的十一年更快。」研究照護的前日本醫科大學教授竹內孝仁接受商周訪問時分析，台灣能摸索的時間更短，要阻斷這場社會失血，得盡速推動「自立支援照護」，主張翻轉傳統代勞的臥床照護，改以引導復能為目標，協助長者恢復生活自理能力與尊嚴。
這套理論有四大核心標準，以及一整套不論是在家中或在照護機構都可以實行，引導長者恢復自主能力的方法。
「失能不是終身判決。疾病會造成損傷，但過度代勞也可能造成退化。」高齡八十五歲的竹內直言，事事代勞，會讓長者連原本做得到的事也不再做了：「當有人幫你想好、做好，你還需要做什麼？身體跟頭腦都是不用就會退化。」
「只要讓長輩連續穿紙尿褲三個月，自主排泄的反射與欲望就會徹底喪失。一旦惡化到排泄無法自理，家屬就必須二十四小時看護，往往被迫棄守職場。」他說。
但他也提醒，自立支援照護的前提是長輩仍有溝通能力與復原意願，鎖定的是因為擔心跌倒、被過度代勞導致的「廢用症候群」，並非所有不可逆的退化性疾病，都是可以逆轉的奇蹟。
▋讓長者恢復自理最費工 失能變輕，補助卻縮水成矛盾
然而，陪人重新站起來，比替他做完更費工；自立支援照護得投入更多時間，補助額度卻隨失能程度下降。在第一線經營照護設施的台灣自立支援照顧專業發展協會名譽理事長林金立也看見這種矛盾。「照護機構若把人事成本與服務速度擺在前面，工作人員自然會選最快的方法：吃得慢就餵，走得慢就推輪椅，上廁所有風險就穿尿布。每個決定都替今天省了時間，代價卻可能留給明天的長者與家人。」
比利時長照界推動的「二十三加一」，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時中，只有一小時是照顧，二十三小時是生活。居服員上門的那一小時，是為了讓長者在其餘二十三小時，盡可能做自己還做得到的事。
徐澎安盼的，是有一天再走回體育場。其他長者的心願，可能是自己逛街買衣服、能跟老同事出門聚餐。長照的成績單，能算出徐家的服務額度減少了多少，卻難記下照服員花了多少時間陪練，家屬因為長輩恢復能力少擔了心、保住了多少生產力。
愛馨集團總經理傅靖森呼籲，大眾跟政府都必須翻轉評估，跟檢視長照成績單的觀念，不是政府給越多、家屬得到越多服務越好，能讓長者拿回多少生活選擇，才是復能真正的成績單，「除了計算做了多少次服務，也要看長者能否重新站立、如廁。」
陽台那扇花色不同的玻璃門還在，記錄著徐澎安倒下的那一天；如今，他走出家門，妻子陪在身旁，不必推輪椅。當能照顧、能工作的人越來越少，台灣要守住的，正是每個人還能自己走出的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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