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故土》：家在何处？
托马斯曼（右起）获颁歌德国家奖，他和女儿艾莉卡一同出席法兰克福的记者会。 （取自新加坡歌德学院网站）波兰籍导演Pawel Pawlikowski（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自2018年的《冷战》（Cold War）之后，以阔别八年的新作《故土》（Fatherland）问鼎2026年康城影展最佳导演奖。帕夫利科夫斯基的电影以强烈的视觉风格著称：4:3的复古画幅，高反差的黑白摄影，边缘式的构图，这些都是构成近作的重要元素。《故土》延续了强烈的视觉风格，但这次在静谧中仍留有几丝萧索，也是他最直面二战战后创伤的一部作品。
电影背景始于1949年，文学大师托马斯曼（Hanns Zischler汉斯齐施勒饰）获颁歌德国家奖，他和女儿艾莉卡（Sandra Huller桑德拉惠勒饰）一同前往西德的法兰克福出席记者会，之后两人驱车前往当时还未成为东德的魏玛共和国领奖。然而在出发前夕，他获知长子克劳斯服安眠药自杀的消息。从西德到东德，从美国占领区到苏联占领区，父女俩穿越的不仅仅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更是父女间交织的创伤和对克劳斯死亡的不同态度。
电影并非要还原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电影对以上的时间线做了改动。托马斯曼在法兰克福接受记者访问是在1949年7月25日，克劳斯是在5月21日逝世，托马斯曼在魏玛领奖时是8月1日。《故土》并非严谨的传记片，导演对克劳斯死亡日期的改动虽然不符合史实，其目的更多是出自于表达上的需要。
《故土》并非要还原历史，而是通过改编来凸显电影中最重要的一个命题是：家在哪里？
艾莉卡和父亲说：我想回家。父亲回答：家在哪里？说完，父女俩相视一笑。两人穿越东西德，所看到的是国家被撕裂后的残余。托马斯曼一次又一次地用他绚丽的文笔写下对文化与人文的恢弘想法并进行演讲，但是艾莉卡的一句灵魂拷问：“你做的这些能改变什么吗？”让父亲沉默了。站在一个被撕裂的国家面前，一切的语言显得如此苍白，这些演讲稿背后或许是要逃避儿子死亡后的悲痛，也或者是那种站在难以言述的巨大创伤面前的悲痛和无力感。
电影里所刻画的分裂，来到今天变得更加尖锐。在不断的迁徙中，人们不断获得新的身份并重新融入其中。从一本护照到另一本护照，从一趟班机到另一趟班机，我们不断面对身份的流变，家在何处？托马斯曼在演讲中不断地提到歌德，他所留恋的是那个留在过去的想象中的家园。或许，我们对家园的想象本身就是某种鬼魂：它存在于记忆之中，却始终无法真正回返。托马斯曼不断回望的或许也并非一个具体的国家，而是一个由文化、文字与共同记忆构筑起来的想象共同体。
审视战后一代精神空虚
如果说电影的名字已经完成了对于“故土”这一概念的提问，那电影最后一幕所回应的问题则是：人文的价值是什么？
《故土》沿袭了之前的《冷战》和《修女艾达》（Ida）中对于战争的讨论：人们怎么如何面对战争后的创伤。这次《故土》把故事寄托于一个现实世界中的文学大师，其目的不在于刻画托马斯曼的人生或他的文学理念，反而是通过对历史的局部改编，来凝视战后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故土》其实并未多着墨于人物的内心世界或者战后平民百姓面对的苦难，而是通过对一个知识分子的视角来审视战后一代在精神上的空虚与荒芜。
电影中的托马斯曼躲在以文字构筑的城堡里（艾莉卡所说），但在这些政权面前纵使他如何力挽狂澜，他精彩的演讲仍然无法撼动整个冷战的政治局势，也无法去修补巨大的历史撕裂伤痛。
《故土》没有简单地将文学、艺术或人文主义视为战争创伤的解药，它反而不断追问这些东西的边界在哪里。但电影也未完全落入虚无的悲观主义中，它带领观众回到那个当下，一窥新鲜的伤口。经历战争后的教堂仅留一片断壁颓垣，一架管风琴竖立其中，它仿若见证了二战的战火连天。调音师所弹奏巴赫的《心、口、行止与生活》，既像一首迟来的哀歌，也像某种微弱的救赎。
《故土》将于10月14日（星期三）晚上7时30分在Filmhouse放映。此片为本届德国电影节的片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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