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一个周四早上，Carolina是被手腕上一声接一声刺耳的尖响吵醒的。那是联邦政府要求她必须佩戴的笨重电子监控器。 恐慌感瞬间袭来。那天上午，她在旧金山市中心的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有两个报到约谈。恐惧让她浑身不适，“我觉得很奇怪……感觉很糟糕，很焦虑，背也很痛。”Carolina告诉媒体。最终她决定把6岁和14岁的两个儿子留在家里，不让他们去上学。 对她来说，那天唯一的救星是埃内斯托（Ernesto Rodriguez）——她儿子就读的波托拉区（Portola）一所小学的社工。按照约定，Ernesto本打算去学校接她，得知情况后立刻改道去了她家。此前，他已经陪同了本校大约10个面临同样处境的家庭。 在旧金山，至少有50个面临移民约谈或出庭的家庭，在走入冰冷的联邦法庭时，身边站着的是公立学校的老师和职员。 报道截图 冰冷大门外，跨越族裔的共同恐惧 在630 Sansome大街的联邦大楼外，Carolina在人行道上排队。队伍里有几十名移民，大家手里都死死攥着装有文件的文件夹，这些文件将决定他们未来的命运。 快排到门口时，Carolina浑身发抖。到了安检门前，她必须和一路陪她的社工道别了，接下来她只能独自通过安检。 Ernesto留在楼外等候，时不时发短信确认她的情况。 “我的自由被偷走了。”她走进那扇门时绝望地说。 在这里，恐慌是没有语言和族裔界限的。排在Carolina身后的一名华人女子，也忍不住哭着走了进去。这名女子只会说广东话，面对未知的命运，她和Carolina一样充满无力感。 事实上，在亚裔人口众多的旧金山学区，面临遣返危机、需要向ICE报到的讲中文的新移民家庭并不在少数。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上的隐忍，许多华人家庭在面对复杂的移民系统时更加手足无措。 对于这些处于信息弱势的中文家庭来说，旧金山学区这套“老师陪着去”的援助机制，同样是极其重要的救命稻草。 “不去，可能等来一张遣返令”：华人社工的紧急救援 据白天守在联邦大楼门前的志愿者和活动人士说，大多数日子里，至少会有一名移民走进报到大楼，然后再没从正门出来——他们被捕了，从后门直接被带走送进拘留中心。 正是这种恐惧，让许多家庭不敢露面。但躲避的代价同样致命：联邦政府遣返移民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因为当事人没到庭、没报到，直接下令“缺席遣返（removed in absentia）”。 旧金山Aptos中学的华人社工珍妮·曾（Jenny Tseng）就亲历过一次险情。那天早上，她本来要在学校接一对读中学的姐妹去移民法院出庭，因为对孩子父母来说，出现在联邦大楼实在太危险了。 结果就像Carolina一样因为太害怕，那家人那天早上根本没敢让孩子去学校。Jenny和另外两名学校辅导员、一名志愿者立刻开启“紧急寻人模式”。她们疯狂打电话给这位母亲，极力安抚她的情绪，最终说服她在一家咖啡馆碰头，再安全地把两个女孩送到了法院。 最后，法官把案子改了期。但Jenny知道，如果那天她们没出现，这两个女孩可能已经被下令遣返，随时面临被抓的命运。 “他们（庞大的体制）就是靠这样赢的。”Jenny无奈地说。 从“避难所学校”到第一响应人：全美教师的被动抗争 Jenny的紧急救援，揭开了全美公立学校面临的一个巨大困境：教育工作者正在被迫成为移民家庭的“第一响应人”。 据EdSource报道，对ICE遣返的恐惧，已经严重摧毁了加州等地的出勤率。许多无证移民家庭宁愿把孩子锁在家里，也不敢送去学校。 《纽约时报》此前的深度关注指出，在洛杉矶、纽约、奥克兰等移民大城市，公立学校的教师们发现，一旦移民父母被捕驱逐，留下的孩子往往会被迫送进寄养系统（Foster Care）。为了保住学生的家庭完整，不让孩子流落街头，许多教师不得不跳出“教书”的职责，承担起社工甚至法律援助者的角色。学校，成了保护这些家庭的最后一道防线。 旧金山联合学区（SFUSD）的 RiseSF 办公室早在多年前就将校园设立为“安全区（Safe Zones）”。但如今，面对巨大的遣返压力，他们决定把防线推到ICE的大门口。 20所学校、137个家庭，与一支“亲友团” 尽管全美都有志愿者陪同移民出庭，但将教育工作者系统化组织起来、专门培训他们去陪学生和家长，旧金山这个项目是已知唯一案例。这套机制由学区的RiseSF办公室、非营利机构Faith in Action，以及教师工会三方合办。工会甚至承担了代课老师的费用。 如果在约谈中真的发生了逮捕，受过培训的老师们会立即拨打“快速响应热线”，找律师提交人身保护令抢人。自今年1月以来，已有137名学生和家庭被陪同前往，迄今无一人被捕。 老师们正在用这种方式，在冰冷的系统里织起一张“社区保护网”。 在Potrero Hill的国际高中，老师安托万（Antoine Lagarde）注意到两名16岁和17岁的学生心事重重。原来，和他们同住的姐姐——一名有两个孩子的34岁秘鲁母亲，因为移民案子出了问题，每天担心得吃不下饭。她极度恐惧会在即将到来的庭审上被抓走。 作为Faith in Action的志愿者，Antoine邀请她参加了会议。到了开庭那天，这位本来极度恐惧的母亲身边，跟了一支声势浩大的“亲友团”：Antoine、本校的另一名教师、学区聘请到场观察的律师、一名天主教神父，以及项目的组织者马特（Matt Alexander）。 最终她的庭审被延期到了明年。“是他们给了我敢去上法庭的勇气。”这位母亲说。 Matt表示，这种陪同能极大改善学生在校的表现。“带孩子去这种约谈时，他们全身都是紧绷的，这是一种创伤。”他说，“而当我们离开大楼，发现没有人被拘留或驱逐时，他们如释重负，甚至开心得跳起来。” “一路上我遇到了天使” 其实这种帮助，往往跨越了工作职责的边界。 比如Carolina，她的庇护申请一开始出了问题又没有律师，社工Ernesto就和本校另一名社工Stefanie凑出自己的钱，帮她付了一次法律咨询费。 “这事我就直接干了。”母亲来自墨西哥的Ernesto说，在他的家庭观念里，帮助社区是理所当然的事，“这就是你该做的事。”他还挨个调查过学校的学生，在本校找出了至少30个需要对接移民资源的家庭。 那个周四，Carolina的第一次约谈顺利结束。刚走出门，她6岁的儿子就打来电话问她好了没有。 “快好了，因为现在还要去另一个办公室报到。”她用西班牙语温柔地说。 儿子说爱她。 “我也爱你，宝贝。”她回道，又加了一句：“愿上帝保佑你。” 接着是第二站：Tehama街上的密集监管出庭项目（ISAP）报到点。这是由一家受雇于联邦政府、专门提供脚踝监控设备的私营公司负责的。走完所有流程后，Carolina长舒了一口气：“感谢上帝，这一路上我遇到了天使。” 这种喜悦，是能在校园里传递的。 Ernesto回想起另一次经历：那天上午他陪一位二年级女生的母亲去报到。母亲特意嘱咐他，回学校后一定要去告诉女儿“一切顺利”。 Ernesto在操场上找到了那个小女孩，把好消息告诉了她。“她开心极了，简直就像有人对她说‘今天是你生日’一样。”Ernesto回忆道。他看着小女孩跑去把消息告诉朋友，然后拉着朋友的手开心地去玩了。 “这就是我热爱这份工作的原因。”他说。 当天的任务全部结束。准备开车送Carolina回家前，Ernesto在车里先帮她登录了学区的一个App，教她怎么查孩子的成绩、给老师发消息。 坐在汽车前排，Carolina用手机登进了自己在市立大学（City College）修的在线课程。“她状态很好，看着真让人高兴。”Ernesto松了一口气。 他希望能帮到更多绝望中的人。 “我真的很想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这样新来的家庭就不会觉得自己是孤零零的。”他说，“在保护学生和他们的家人这件事上，我们绝不会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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