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美第一富婆占有欲变态，碾死男伴一周后脱罪

全美第一富婆占有欲变态，碾死男伴一周后脱罪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1966年10月6日，埃德瓦多·蒂雷拉（Eduardo Tirella）飞抵美国罗得岛州的纽波特，这里是全美老钱家族的避暑胜地。

　　他是来见人的，准确地说，是来见他的老板，多丽丝·杜克（Doris Duke）。

　　杜克这个名字说出来可能没多少人知道，不过没关系，她还有一个更响亮的绰号：全美国最有钱的女人。

　　（多丽丝·杜克）

　　蒂雷拉替杜克打理各处庄园已经好些年了，但这一次，他是来告别的。

　　他在好莱坞的事业刚刚有了起色，已经跟身边几个亲近的人说了：这趟去纽波特，就要当面告诉杜克，以后不再替她干了。他已经租了一辆道奇旅行车，打算和杜克辞职后，就把东西装车送回老家，然后就要飞到加州，去好莱坞开始新的生活。

　　一切计划听上去都很美好，唯一不美就是执行时出了一个小小的纰漏。

　　蒂雷拉死了。

　　第二天傍晚，杜克开车把他撞死在了庄园门口。

　　不到一个星期，纽波特警方宣布这是一场意外。可这真的只是一场意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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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丽丝·杜克的父亲叫詹姆斯·布坎南·杜克（James Buchanan Duke），是美国烟草公司（American Tobacco Company）和杜克能源公司（Duke Energy）的创始人之一。

　　杜克，这个名字是不是听起来很耳熟？就是美国杜克大学的那个杜克。

　　其实杜克大学一开始叫三一学院，然后在1924年，詹姆斯·布坎南·杜克大手一挥，给三一学院捐了4000万美金，然后三一学院就改名叫杜克大学了……

　　捐完这笔钱不久，1925年10月，他去世了。当时他女儿多丽丝·杜克还不满13岁，直接继承了他1亿美元的遗产，立刻成为了全美最有钱的小女孩。

　　快进到10年后的1935年，多丽丝·杜克长大了，也该考虑婚嫁之事了。

　　（多丽丝·杜克）

　　她的第一任丈夫是比她大16岁的社交名流詹姆斯·克伦威尔（James Cromwell）。但两人的婚姻并未维持多久，而且这段婚姻的不幸从蜜月时就初见端倪。他俩的蜜月花了不少钱，克伦威尔想装大方，说蜜月的开支全部由他负担，结果他开出的支票全被银行退了回来，最后还是杜克花的钱……

　　（克伦威尔和杜克）

　　1943年，两人正式离婚。

　　1947年，她又嫁给了多米尼加的花花公子鲁比罗萨（Porfirio Rubirosa）。她对这第二任丈夫极好，给他买马球马，还给他买了座法国庄园，可第二年，两人还是离了婚。

　　（鲁比罗萨和杜克）

　　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之后，杜克对感情谨慎起来，直到50年代初，她在夏威夷檀香山的一场音乐会上，认识了爵士钢琴手乔·卡斯特罗（Joe Castro）。

　　他比她小15岁，从小就是钢琴神童，跟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这样的爵士大师同台演出过。看到他的表演，杜克心动了。散场后，杜克把他请回了自己的庄园。

　　（乔·卡斯特罗）

　　到1953年，两人已经一起住进了洛杉矶(专题)的贝莱尔酒店；杜克还买下了一座豪宅作为二人的爱巢，给它起名叫“猎鹰巢”（Falcon Lair）。而这座豪宅，曾是默片巨星鲁道夫·瓦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的府邸。

　　（2025年，“猎鹰巢”挂牌出售，要价1099.5万美元）

　　大约从50年代后半段起，蒂雷拉开始替杜克做事。

　　蒂雷拉出身新泽西一个意大利裔的工人家庭，家里足足有九个孩子。40年代初，他在新泽西的夜总会里唱歌，跟当时还没大红大紫的弗兰克·辛纳屈混在一起。那时候辛纳屈在当地的舞厅演出完，常常跟着蒂雷拉回家吃意大利菜。

　　（埃德瓦多·蒂雷拉）

　　不过蒂雷拉的人生轨迹很快就被战争打断了，1943年，他参军去了欧洲，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回到美国，在纽约(专题)的萨克斯百货（Saks）当上了女帽部的主管，给好莱坞的名人大咖设计帽子。

　　此外，蒂雷拉在室内设计上也很有天分，很快就开始替有钱人装修房子，偶尔还在电影里客串个小角色。

　　认识杜克之后，蒂雷拉成了她的艺术顾问，也是她各处庄园的设计师。杜克在新泽西的庄园里有一排废弃的温室，蒂雷拉把它们改造成了一组主题各异的植物园。他陪着杜克四处买艺术品，前前后后一起去了不下一百次拍卖会，经手的艺术品价值几千万美元；为了给各处庄园挑家具和摆设，他还陪她跑遍了伦敦、巴黎和意大利。

　　对了，杜克为乔·卡斯特罗买下的那栋“猎鹰巢”，厨房就是蒂雷拉设计的，水平很高，还上了《Vogue》杂志。

　　到后来，杜克无论买什么东西、规划哪处庄园，都要先问蒂雷拉的意见。她名下有五处庄园，每一处都给蒂雷拉留了房间，好让他随时待在身边。

　　另一边，杜克和乔·卡斯特罗一直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们整日酗酒嗑药，精神状态可想而知。

　　（卡斯特罗有一张专辑写着“for Doris Duke”）

　　杜克一度觉得卡斯特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爵士钢琴手，因为音乐天赋对他倾心不已。可时间一长，她却对卡斯特罗产生了一种嫉妒，尤其是他登上舞台，享受台下观众掌声的时候。

　　她开始害怕他离开自己，时常陷入抑郁之中，而酒精和药物又加剧了抑郁，恶性循环，两人开始吵架，并且越吵越凶。

　　1963年的一个晚上，在夏威夷的庄园里，杜克弹了一首爵士曲子。卡斯特罗毕竟是专业的，有点看不起杜克的水平，在旁边随口嘲讽了一句。没想到杜克勃然大怒，随手抄起一把切肉刀，径直砍向了卡斯特罗的胳膊，他当场血流如注。

　　1964年元旦，杜克把卡斯特罗赶出了“猎鹰巢”。卡斯特罗一口气告了她三次，说杜克“企图杀了他”，说砍伤留下的一道大疤让他没法再工作云云，要求赔偿15万美元。

　　但某种程度上，这正中杜克的下怀——她最喜欢打官司了。

　　早在13岁那年，她父亲刚去世时，她和亲妈为遗产的事争得不可开交，她毫不留情地将亲妈告上了法庭。在此后几十年的人生中，她又40多次和人打官司，经验之丰富简直堪比律师。

　　果然，卡斯特罗在官司中大败亏输。因为杜克的律师团把他带到檀香山，切断了他跟外界的一切联系，硬是劝得他不顾自己律师的反对，撤了诉。

　　又过了一年左右，杜克把卡斯特罗哄回了“猎鹰巢”，又是给他买奔驰300SL跑车，又是给他开唱片公司，还答应把他写进遗嘱。在糖衣炮弹攻势下，卡斯特罗还是乖乖回来了，接下来的一年里，两人之间似乎又安稳了下来。

　　杜克的纽波特庄园外，有一条沿着海边悬崖修的步道（Cliff Walk），是罗得岛最有名的观光景点。杜克多年来一直放任自家的德国牧羊犬在庄园里乱跑，咬过好几个路人。然后在1964年5月，牧羊犬又咬伤了两名游客。

　　（杜克的纽波特庄园，名为拉夫角，Rough Point）

　　这一回，纽波特警察局长下令，把其中两条狗处死或送走。而财大气粗的杜克根本就没搭理警察，反倒修了一道铁丝网，直接把这条观光步道堵死了。

　　1965年夏天，杜克的前夫鲁比罗萨开着法拉利在巴黎撞车身亡。杜克又一次陷入了抑郁，乔·卡斯特罗安慰不了她，她就越来越多地跟蒂雷拉待在一起。

　　到了第二年3月，有人撞见卡斯特罗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歌手在一起。杜克此时已经53岁，自知已经无法在颜值上和这些青春靓丽的小姑娘竞争，便对他越来越恼火。

　　1966年5月，杜克突然关掉了卡斯特罗的唱片公司。没过多久，唱片公司的一位高管在凌晨3点突然被杜克的电话吵醒，她求他赶紧来“猎鹰巢”一趟。

　　他赶到时，女佣把他领进厨房，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屋里被翻得一团糟，碗碟碎了一地。卡斯特罗光着下身，站在敞开的落地窗边，正在往楼下的花园里撒尿。

　　至于杜克，这位高管在卧室里找到了她，她的下巴骨折了。

　　第二天一早，杜克逃离了好莱坞，回到了纽波特，而在她身边的，正是她越来越依赖的蒂雷拉。

　　看上去，似乎杜克人生中的第四位男主角即将登场。

　　唯一的问题是，蒂雷拉喜欢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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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蒂雷拉的伴侣叫埃德蒙·卡拉（Edmund Kara），是个雕塑家。两人在洛杉矶的月桂谷（Laurel Canyon）有一套房子，又在加州海边的大苏尔（Big Sur）租了一处地方。

　　别看蒂雷拉在杜克身边干了很多年，但钱一直拿得不多，直到1965年，伊丽莎白·泰勒主演的电影《The Sandpiper》上映，蒂雷拉才终于等到翻身的机会。

　　（《The Sandpiper》剧照）

　　片中泰勒住的那座海边小屋，就是蒂雷拉设计的。这一回，他的名字第一次署在了电影的片头字幕里。卡拉也没闲着，片中有一尊泰勒的半身像，是推动剧情的关键道具，就出自他的手。

　　紧接着，蒂雷拉又接了一部新片《Don't Make Waves》的设计工作，认识的朋友也越来越多。蒂雷拉有一辆小小的跑车，每到周五，就和老朋友、画家波拉·扎奈（Pola Zanay）开着它一路去大苏尔。

　　周末，他和卡拉在家里办音乐会，蒂雷拉爱唱歌，就请爵士歌手鲍比·肖特（Bobby Short）来弹琴伴奏。女星金·诺瓦克（Kim Novak）也住在那一带，常和他们一起聊天喝香槟。颇有点“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意思。

　　（最下方：蒂雷拉与女演员莎朗·塔特的合照）

　　然而蒂雷拉在好莱坞的发展，让杜克很不高兴。

　　这些年，她的庄园、她的收藏，全靠蒂雷拉一手打点，早已离不开他。她求他别走。可蒂雷拉已经受够了她的喜怒无常，更担心自己的电影事业被耽误。

　　1966年夏末，蒂雷拉决定回一趟纽波特，当面跟杜克辞职。

　　卡拉坚决反对。他知道杜克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心里害怕。但蒂雷拉这时需要做一个牙科手术，得花好几千美元，眼下只有杜克能给他这笔钱。刚好，杜克也给了他一个回去的理由：纽波特有家古董店，店里有件稀罕的宝贝，她想买，希望先让他过目。

　　蒂雷拉于是跟家里人说，这是最后一单活，干完就走。他其实心里也没底，临走前，他专门去找了一位号称“明星御用”的灵媒算了一卦。结果灵媒劝他，绝对不要回到杜克身边。

　　他还是去了。

　　1966年10月7日，周五。这天傍晚，杜克和蒂雷拉准备出门，去一家叫“蓝猫”（The Blue Cat）的古董店见店主，看的就是那件宝贝：一尊十五六世纪的女性半身像，其实是一件圣骨匣，用来盛放一位殉道圣女的遗骨。

　　（杜克看上的圣骨匣）

　　临出门前，两人大吵了一架。吵完，两人上了车，蒂雷拉开车。车开到离庄园北门四五米的地方停下，大门锁着，蒂雷拉下车去开门。

　　接下来发生的事，杜克是这么说的：

　　“我挪到了驾驶座上。我左脚踩着刹车，把挡杆从P挡挂到了D挡。车子马上就往前冲，冲过大门，穿过贝尔维尤大道（Bellevue Avenue），撞上一道围栏才停下来。我受了伤，晕晕乎乎的。我四处找蒂雷拉先生，没看到他。我就回屋里去看他在不在。一男一女帮了我。”

　　这所谓的“一男一女”，是一对刚好路过的父女。他们开车经过时，正看见杜克和蒂雷拉的车撞在树上，一个高个子女人在街上走来走去，整个人已经失控了。

　　父女里面这位女儿叫朱迪丝（Judith Thom），是个护士。她出于职业本能，想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就赶紧招呼父亲下了车。此时那女人突然转身往屋里跑，朱迪丝赶紧跟了进去。

　　进了屋，杜克一路冲上二楼，嘴里喊着什么人的名字，很快又绕了下来。朱迪丝当时告诉警察，杜克下楼时说了一句：她从蒂雷拉身上碾过去了。

　　几分钟后，巡警赶到了现场。他低头一看，车底下压着一个人，“整个蜷成一团”。

　　下午5点07分，纽波特消防局接到了报警。那辆车足有两吨重，救护车上的千斤顶根本抬不动，只好叫来一辆拖车。5点40分，杜克和蒂雷拉被两辆车分别送往纽波特医院。

　　杜克活了下来，但蒂雷拉的肺、脊髓和大脑都受了致命伤，当场就没了气息。那年他才42岁。

　　罗得岛州的法医负责判定蒂雷拉的死因。可就在杜克入院当晚，这位法医却答应成为杜克的私人医生，还把她安排进了一间安保严密的单人病房，州里的调查人员根本见不着她。

　　法医还对记者说，这是一场“离奇的意外”，杜克大概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么快就让她回忆这场悲剧，太不人道了”。记者追问，有没有可能不是意外？他回答：“不可想象。我觉得他们感情很深。”

　　当晚10点半，罗得岛州车管局的调查员从州府赶到现场，打着手电筒，在大门内的碎石路上看到了车辙。按规定，涉及交通死亡事故的司机，都要接受车管局问话。可第二天上午，杜克从医院回到庄园，调查员和搭档上门找她，却被一群律师挡在了门外。

　　出事两天后的周日，警方总算见到了杜克，地点是她的卧室，她的律师和商务经理都在场。杜克半靠在床上，床两边各趴着一条德国牧羊犬，整场问话一共只问了四个问题。

　　车管局调查员和搭档本来跟警方约好一起去问话。结果他们赶到警局，问话已经开始了；等他们再赶到庄园，问话已经快结束了。两人一个问题都没问上。

　　第二天，纽波特警察局长拉迪斯（Joseph A. Radice）就对美联社说，这是“一场不幸的意外”，宣布结案。

　　这下罗得岛州的总检察长坐不住了，公开表示对调查结果不满意；《纽约每日新闻》也在头版打出标题：《警察对杜克的问话守口如瓶》。拉迪斯只好改口，说调查仍未结束。

　　（当时的照片）

　　据说，拉迪斯随后找到了杜克的律师，说想要结案还差点东西。对方出了个主意，让警方先“写点东西”，杜克看过同意了，就签字。

　　写点什么东西呢？

　　那天之后，案卷里多了一份三页纸的“讯问记录”，看上去是一问一答的现场问话，其实是事先写好的，连杜克的出生日期都写错了。杜克只好亲手改过来，再在旁边签上名字的缩写。

　　10月12日，出事五天后，警方正式宣布：这“绝对是一场意外”。

　　出事八天后，杜克捐了2.5万美元修复悬崖步道，就是两年前被她用铁丝网堵死的那一条。

　　她还给自己住过的纽波特医院捐了1万多美元。几个月后，她又牵头成立了纽波特修复基金会，前后修复了84栋殖民时期的老房子，连肯尼迪夫人都来给基金会当了二把手。

　　车祸七个月后，在警局干了42年的局长拉迪斯退休了。他退休时的年薪仅有7000美元，可四年后，他在佛罗里达买下了一套公寓，后来又买了第二套。

　　至于当初跟着去问杜克话的那位督察，他连跳N级，直接当上了局长；另一个参与问话的警察也升了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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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都认定蒂雷拉的死是意外，但蒂雷拉的家人不这么想。不久后，他们对杜克提起了过失致死诉讼。过程中，他们曾提出收20万美元就和解的条件，只是杜克不肯。而她当时光利息收入，每周就有100万美元。

　　1971年官司开庭，打了十天。陪审团最终认定杜克对蒂雷拉的死存在过失。可到了算赔偿金的环节，杜克的律师把蒂雷拉说成了一个游手好闲、没什么出息的人。最后，蒂雷拉的五个姐妹和三个兄弟，扣掉律师费和各种开支，每人只分到了5620美元。

　　开庭前一个月，杜克刚在拍卖会上花10.2万美元买下了一件古董高脚柜，创下了当时家具拍卖的最高纪录。她赔给蒂雷拉一家的7.5万美元，还不够买这件柜子。

　　后来，这场官司的整个卷宗，从罗得岛的司法档案馆里消失了；1990年，纽波特警局的调查卷宗也被报告失踪；就连当年登上本地报纸头版的那张车祸照片，底片也从纽波特历史学会的档案里不翼而飞。

　　那张照片是从车底下拍的，地上有一大片血迹。

　　（注意车底的血迹）

　　那片血迹，蒂雷拉的外甥也见过。出事第二天一早，他跟着父亲赶到庄园，在蒂雷拉尸体最后停下的地方，看到地上有一摊黏糊糊的东西。“我蹲下去，用手指沾了一下，”他说，“抬起来一看，是鲜红的血。”

　　几十年过去，和这起案子有关的记录几乎都没了，只有一样东西留了下来：消防局当晚的出警日志。它最近才在消防局的阁楼上被翻出来，上面只有短短几行：“接到车祸报警……一名女子受伤，车辆失控。一名男子……在车底。”

　　至于这些记录为什么消失，没人清楚。但可以确信的是，杜克这些年里雇过前FBI探员，专门去吓唬那些可能向记者爆料的旧友和旧情人；就连离职的佣人也常常被威胁、刁难。

　　1993年，杜克去世，享年80岁，留下了13亿美元的遗产。《纽约时报》给她登了一篇很长的讣告，里面提到蒂雷拉的，只有一句。

　　杜克死后，人们普遍把她当做“新女性的典范”。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走进她在纽波特的庄园，听导游一路称颂这位已故的亿万富翁。

　　2020年，一本叫《银天鹅》（The Silver Swan）的杜克传记出版，书里把她写成一个离经叛道的传奇人物，一个把父亲留下的遗产翻了三倍的商业奇才。至于蒂雷拉的死，整本书只写了15段，仍然沿用了“意外”的说法。

　　（《银天鹅》）

　　蒂雷拉外甥女对此的评价是：“她杀了他两次。一次毁了他的身体，一次抹掉了他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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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兰斯（Peter Lance）在纽波特长大。蒂雷拉死后八个月，他在本地报纸找到了人生中第一份记者工作。后来，他当了调查记者、电视台记者，写过好几本书，但对于家乡的这件悬案，他一直耿耿于怀。

　　五十年后，他决定回来查个明白。

　　纽波特本地有个脸书小组，组里的人一直在扒这件事。当年庄园看门人的女儿也在里面发过帖：“那天晚上，佣人们全都吓坏了。我走进厨房时，他们正抱在一起哭。我相信他们都以为那是一场意外。但我知道，也有人不这么认为。”

　　兰斯顺着脸书小组这条线，找到了当年警察局长秘书的女儿。她的母亲当年看过完整的警方报告，一直认定这里面有猫腻。退休以后，母亲每次开车经过杜克修好的那些老房子，都要说一句：“这都是血钱。”

　　警察局长拉迪斯的孙女，也是从小听着爷爷被杜克收买的传言长大的。有一天，她终于忍不住，当面质问爷爷，爷爷却说那些传言都是假的，他没拿杜克一分钱。她不依不饶，爷爷笑了：“你觉得我收了钱？要是能找到，那钱都归你。”

　　（当时的照片）

　　当年警方结案，靠的几乎只有杜克自己的说法：蒂雷拉下车开门，她挪到驾驶座，左脚踩着刹车挂了挡，车子就“自己冲了出去”。

　　警方据此认定，蒂雷拉是被车顶着挤在了铁门上，随后连人带门一起被撞烂，接着又被拖到马路上，压在车底，直到撞树才停下。

　　门都被撞烂了，夹在中间的人哪有幸存之理？这是一场意外，仅此而已。

　　但这一连串的“巧合”，就真有那么巧么？

　　第一处疑点，在杜克自己身上。

　　当年报纸上写，杜克伤得很重，脸上缝了30针，被人发现时“头上的伤口在流血”。而兰斯找到了当年的目击证人，那位护士朱迪丝，她是事发后第一个近距离看到杜克的人，医学又是她的本行。

　　可朱迪丝很肯定：“没有。她身上只有几处淤青和擦伤，根本没有血顺着脸往下流。”因为她只是观光，第二天就离开了纽波特，对这件事根本没关注过，听兰斯这么一说，自己也吃了一惊。

　　而且杜克的说法本身也前后矛盾。她在证词里说，她四处找蒂雷拉，没看到他，这才回屋里去看他在不在。可朱迪丝记得杜克明明说的是：“我从他身上碾过去了。”

　　她既然知道自己碾过了蒂雷拉，还找什么？

　　不过，杜克怎么说还是小事，真正重要的是蒂雷拉到底是怎么死的。

　　（蒂雷拉、杜克）

　　警方说，蒂雷拉是被车挤在了铁门上。而要验证这一点，最直接的证据是尸检报告，可这份报告一直下落不明。

　　最后在蒂雷拉外甥女的帮助下，兰斯进入了罗得岛州法医办公室，终于在地下室里找到了这份尸检报告。原来报告被归错了档，名字写成了“埃德蒙·蒂雷拉”，就这么在地下室里蒙尘了五十年。

　　至于为什么尸检报告连名字都能写错，谁知道呢……

　　报告显示，除了右侧髋骨骨折，蒂雷拉身上所有的伤都在上半身，两条腿完好无损。

　　这就和警方的说法对不上了。铁门被撞坏的部分，全在蒂雷拉腰部以下的高度。一个人要是真被车头顶着撞在门上，难道不是腿先被撞坏？

　　后来经人牵线，兰斯联系到了当年本地报纸摄影师的家属，在他家的地下室里翻出了一批旧底片。其中一张照片可以看到，铁门上的栏杆被撞断，向外弯折。

　　这张照片右下角，有一个戴软呢帽的男人。兰斯认识这个人，他叫弗雷德·纽顿（Fred Newton），是当时警局里专门负责事故调查的警长。当年在纽波特工作时，兰斯还给他写过专访。

　　问题是，纽顿1999年就去世了。兰斯只好去找当年第一个赶到现场的那个巡警。当年这位巡警才工作不久，现在也已经退休了，好在他对当年的事还有印象。

　　老巡警说，出事当晚，他其实看到了皮肤和血迹，就在庄园门前的路中间。他认为，撞击真正发生的地方并不是铁门，而是路中间——否则血迹怎么会出现在那里？

　　第二天，警长纽顿把他叫回了现场。纽顿没有否定他的看法，但给出了另一种解释。纽顿指着铁门上的痕迹说：这是人被顶上了车头。接着，纽顿又带他走到马路中间，说那些血迹和皮肤，是蒂雷拉从车头上滚下来、摔在车前时留下的。

　　照纽顿的推断，事情的全貌是这样的：车子冲向蒂雷拉时，把他顶上了车头，他整个人趴在了车头上，跟着车子一起撞开大门，冲上了大道。然后杜克犹豫了一下，踩了一脚刹车。这骤然的减速使得蒂雷拉从车头滚了下来，接着被车轮碾过，一路被拖到了那棵树下。

　　这样一来，所有矛盾都解开了：铁门下半截撞得稀烂，是因为撞门的是车，不是人；蒂雷拉的腿毫发无伤，是因为他撞门时整个人趴在车头上。

　　但无论怎么说，纽顿的版本和警方最终对外公布的版本都不一样。

　　别忘了，按照警方公布的版本，蒂雷拉是被顶着撞在了门上。

　　（事发现场照片）

　　那么，蒂雷拉是怎么上的车头呢？对此有两种说法。纽顿看到门上痕迹，认为他是被车顶上去的；另一位在纽波特干了28年的退休警探则觉得，他也可能是自己跳上去的：“要是我站在那儿，看着车冲过来，第一反应就是跳上车头。”

　　那有没有可能，是杜克慌乱中操作失误？

　　这也是当年庄园里流传最广的说法。佣人们私下有两种猜测。

　　一种说，庄园的铁门是往里开的，杜克对这辆租来的车不熟，想往后倒一倒，给门让出地方，结果慌乱中踩成了油门。

　　另一种说法来自杜克的前园丁：蒂雷拉下车开门时，车还挂在前进挡上，只拉着手刹；杜克个子高，挪向驾驶座时，膝盖碰开了手刹，车子往前一窜，她想踩刹车，却一脚踩在了油门上。“我听到的就是这样。”园丁说。

　　可这两种说法都站不住。车停在离大门四五米的地方，蒂雷拉开门的空间绰绰有余，根本用不着挪车。杜克为什么要挪到驾驶座上去挂挡呢？

　　况且，杜克第一次接受警方问话时自己也说过，蒂雷拉下车开门、她挪到驾驶座上，这种事她“干过上百次”，谈不上手生。

　　此外，兰斯还找到了那款1966年道奇车的车主手册：这款车的手刹，得用手去拉仪表盘左侧的一根拉杆才能松开，脚是踩不开的。而杜克的证词里说了踩刹车，说了挂挡，偏偏没提这一步。

　　至于踩错踏板，也不太容易。这款车的刹车踏板是横着的，油门踏板是竖着的，形状完全不一样。

　　还有，车子起步时留下的痕迹也对不上。

　　当年出事的第二天一早，蒂雷拉的姐夫便从新泽西赶到庄园，在大门内的碎石路上，也就是蒂雷拉停车去开门的地方，拍下了两道和轮胎一样宽的深坑，足有四五厘米深。

　　碎石路上刨出这么深的坑，看上去，就好像是有人一脚把油门踩到底，轮胎在原地猛转。

　　纽顿当年在警方报告里也写道：车辙显示，杜克当时在“打方向盘”，车子是在“极大的加速”中冲出去的。可杜克说，她挂挡时左脚一直踩着刹车——都踩着刹车了，哪来那么猛的加速？

　　最后，兰斯把所有材料交给了美国一家顶尖的事故鉴定公司。高级工程师的结论是这样的：车子冲过大门之前，杜克至少踩了三秒钟油门；没有证据表明蒂雷拉被挤在铁门上，他是被顶上车头，又摔下来，在马路中间被碾压的。

　　“这是一个多阶段的过程，驾驶者在其中做出了一系列主动的决定。”工程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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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兰斯在《名利场》上发表了这篇调查报道，第二年又写成了一本书。

　　书出版后，一个新的证人冒了出来。他叫鲍勃·沃克（Bob Walker），事故发生时，他只有13岁，是个报童，每天骑着自行车给人送报。

　　那天傍晚，他正好骑车经过庄园附近。他先是听见两个人在大吵大叫，接着是发动机的轰鸣、一声撞击、一个男人的惨叫，然后是轮胎打滑的声音，发动机慢了下来。

　　停了一会儿，惨叫声又响了起来，发动机再次轰鸣，那声惨叫变成了拖长的“不——”，紧接着，是第二声撞击。

　　两次撞击，中间停了一下，这和纽顿当年的推断正好对得上：第一次，车撞上蒂雷拉，把他顶上了车头；他滚下来以后，车子再次加速。

　　沃克说，他看见杜克从车里下来，用身体挡住了他的视线。他上前问要不要帮忙、要不要报警，杜克冲他尖叫，叫他走开。回家后，父亲劝他千万别去找警察，说杜克是个“烂透了的人”，手底下养着一帮“毫无底线的人”，父亲怕他出事。

　　这件事，他只跟家人和几个朋友说过。直到读了兰斯的书，他才去找了警察：“警察接受的那个版本，跟我记得的不一样。”

　　然后2021年夏天，纽波特警方决定重启调查，寻找这起55年前车祸的真相。

　　然而三个多月后，负责此案的警探认为沃克的证词可信，“但它并没有带来新的证据”，“没有任何新证据能改变此前的结论”。

　　随后市政府也发表声明，说警方“无法认定杜克女士有任何明确的动机或意图”，还特意补了一句：“杜克女士和她的遗产，对本市和本市警方没有任何影响力。本市没有任何好处可图，也没有任何东西要隐瞒。”

　　警方最终得到了和当年一模一样的结论：这是一场意外，没什么好疑问的。

　　兰斯则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司法不公”：“纽波特有太多力量，就是不愿承认多丽丝·杜克可能杀了人。”

　　据说蒂雷拉死后好几个月，杜克常常在深夜给他的姐姐打电话，两个人隔着电话一起哭。杜克告诉她，自己每处庄园的床头，都摆着一张蒂雷拉的照片，镶在纯银的相框里。

　　2018年，蒂雷拉忌日那天，兰斯走进了杜克在纽波特的卧室，但并没有看到她床头有什么照片。

　　倒是那尊蒂雷拉没来得及鉴定的圣骨匣，杜克在他葬礼后几周就买了下来，摆在大厅的楼梯口。她每天晚上上楼睡觉，都要从它旁边经过。

　　这尊圣骨匣里装的是圣乌苏拉（Saint Ursula）的遗骨，但杜克从来不这么称呼，而是执拗地将其称为圣塞西莉亚（Saint Cecilia）。

　　圣塞西莉亚是音乐的守护圣人，她的瞻礼日是11月22日。

　　这一天，正好是杜克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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