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我是如何第一次感到清华对生命之恶意的

序章

2017年底，我日益感到了毕业的临近。我深爱的六字班和七字班同学将越行越远，这让我感到局促不安。我决定让这片深爱成为永恒。

2018年1月，我在qq空间发表若干内容，表明自己拥有自杀倾向。

2018年1月底，我在新加坡访问，辅导员联系我，说她会将我的qq空间内容同步给我的家人。我表示同意。

2018年1月底，我从马来西亚回国，降落南苑机场，有老师带队同行。我的父母突然出现将我拉走，带队老师大惊，忙问我那些人是不是真的“我的父母”。我茫然无措，说是。我的父母随即将我拉上一辆出租车，目的地为安定医院。

（补充信息:我从幼年起被父母虐待，且父母以我不听话为由多次带我去安定医院、北医六院等就诊。这个阶段，学校可能不知道这一信息。）

在路上，我跳车逃脱，后与父母交涉，对方同意放弃去医院，转而回山西老家。

在火车上，我不知道自己将面对什么。我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密谋之中，处在被绑架的境地，老师、同学、家人互相联系，使得我不存在可信任的人。在回国前，我尚不打算在近期自杀，而在火车上我确认自己只有死路一条。待火车停靠后，我趁乱从人群中脱离，前往一家旅馆，o了一瓶晕车药。

次日，旅馆被破门而入，我被带回家。晕车药只是让我比平时多睡了几个小时。

正剧

2018年春天，开学后我正常返回学校，上课时突然收到班主任联系要去谈话。班主任表示，由于对你精神状态的担忧，不能让你继续上课，必须去医院检查，证明没有精神疾病后方可继续上学。同日，父母被呼叫过来。

我们去了北医六院。医生经过询问，认为我不符合常见精神病特征，但对学校的要求感到莫名其妙。学校要求开具“无精神病、不会自杀诊断证明”。医生与院系老师在电话中怒吵:“我不会同意你们这种无理取闹的要求”。但这不能改变学校的态度，学校要求我们换其他医生。

学校将我和父母叫去心理中心，坚持要求开具无精神病、不会自杀证明。面对我们的反驳心理中心接通负责化学系的大网红李松蔚教授的电话。李松蔚在电话里直言：如果你不能证明没有精神病，我们就不能让你继续上学；你要死也别死在学校里面。

历经数名医生和多家医院，各处均认为我没有精神疾病，但拒绝开具学校要求的证明。最终我们达成妥协，学校同意我继续上学，但我必须定期接受心理咨询。咨询师是父母在校外找的，我不知道她会不会向学校汇报。

回响

我正是在这次事件中决定绝不接受清华的学位的。这样一所视学生如累赘、视生命为粪土的学校若是出现在我的简历上，将是它巨大的污点。2019年，我提出退学。在接下来的学校生活中，我日日正常学习科研，与我深爱的同学们时刻待在一起友好相处，有无数人可以作证。

这段时间，我的父母来宿舍突袭了我两次，均未提前告知我。第一次时有辅导员在场，我拒绝见面，并详细告知了辅导员我和父母势同水火的现实和从小以来的前因后果。辅导员叫父母回去了。然而，到了5月左右，我的父母再次突袭，直奔宿舍。我立刻逃出去，决定跳下校河（被好心同学路过捞了起来）。

我本来认为，这些事情都是父母擅自行动，所以本没有把它和学校关联起来。没有想到的是，当我前些日子与父母当面对账时（恰恰是北语教授出事的那天），父母竟告诉我，他们两次去学校不是自作主张，而是学校打电话来，火急火燎强行叫他们速去，他们也不知道有什么事！更重要的是，当我逃出去后，学校仿佛早有准备般，立刻对我父母说，看来这位同学的一切问题都是因为父母教育失当，学校不会承担任何责任。

我震惊了。这是三十六计中的哪一计？在听了我对自己与父母关系势同水火的讲述后，学校立刻借此做局，让我们两方突然会面，不惜引发恶性事件，一切的目的就是借机将我在2018年的自杀事件、2019年的退学事件和其他一切相关事件的责任干干净净地推卸到我父母身上！

一个字:恶——心！

这么多年了，清华一点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