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下的语言，终会重见天日

对于审查，我们都无比熟悉。然而当审查来自于美国政府的时候，我们感到的荒谬和幻灭是前所未有的。主编也说，她从业这么多年第一次遇到美国出现这种情况。那段时间，我甚至看着一些歪脑已不敢发表的类型的文章，在墙内的微信公众号上自由传播着——对于很多简中读者来说，这些都已不算什么“伤风败俗”的话题了，然而在自由灯塔之国，它们却被当成洪水猛兽。



离最后一天工作已经两个月了，我依然时不时想起歪脑，早上醒来后即将睁眼的那一刻，它的名字便浮现在脑海，仿佛我还要挣扎着起床去开编辑会。可能因为它结束得太快了，在急转而下、接踵而来的坏消息中，风卷残云一般被那阵政治风暴带走，我们除了应对、接受，却来不及去消化和理解。所以直到现在，仍然有一层荒谬的、不真实的迷茫笼罩在记忆中，好像做了场梦，连带着过去两年多和歪脑在一起的日子，都像一场理想中的梦。尤其是和这个时代里，无处不在的冷漠、荒芜、压抑和放弃幻想的现实对比之下，它短暂地让我体会到一种慰藉，原来我可以做一份自己喜欢的、擅长的，又对社会有价值的工作来过活，没有任何东西被妥协。所以我常常想，就是因为它很美好，所以很短暂，就像其他美好的存在一样，已不值得被这个时代拥有。

歪脑从开始遭遇关停危机，到正式关停，也就两周多的时间而已。在第一个坏消息降临之前，机构已经处于山雨欲来，人心惶惶的气氛里。那时我刚怀孕满三个月，正打算等稳定下来之后再把怀孕的消息告诉同事。却因为周末时花了三个小时做家务，不慎过于劳累，第二天起床出现了先兆流产的症状。我赶紧请了病假，卧床休息了两天。虽然不再流血了，医生也说症状没有持续就不用太担心，但整个人也躺得比较倦怠和消沉。

恢复工作以后，坏消息便接二连三地轰炸过来，国会拨给RFA的资金被卡，特朗普发了行政令要求机构缩减体量到“法律规定的最小”，USAGM新来的顾问终止了USAGM给机构的拨款……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被编辑部里弥漫的焦虑所感染。我们被动地处在摇摇欲坠的边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感觉最为痛苦，正因我熟悉这种在名为“国家”、“政府”的庞然大物面前身不由己、无能为力的体验，所以它精准地戳中了我的伤疤，让我有天晚上突然焦虑爆发，自己大哭了一场。

我擦了一桌子面巾纸，把脸擦得又红又痛，一直到深夜都没心情吃饭，后来明显感觉肚子很不舒服。我调整了一下情绪，劝自己身体要紧，于是走进厨房，烧水准备泡个方便面。水还没烧开就倒掉了，我决定不让自己显得更惨，要认认真真做顿正餐，于是照着食谱，把新鲜食材一一洗、切、炒、炖，吃到嘴里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但随着热腾腾的饭菜下肚，身心也很快平复了。

我第一时间和家里说了即将失业的消息，爸妈意料之中地给了我很多安慰，帮我重新找到一个可以稳定站立的地方。其实从第一次发生类似的事开始，他们就已经选择了阵营，那就是坚定地和我站在一起。也是从那时起，我就决定遇事不独自承担，而是要请亲友一起来分担。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和爸妈去旅行，为要去哪个景点的小事大吵一架，我情绪失控破口大骂，心里难过得直坠深渊，直接抽泣着哭醒了。醒来拿起手机一看，又是一堆坏消息。

当关停的日期确定，我们还有最后的工作要做，那就是尽量把手上能发的稿子全都发表，并且为所有作者结清稿费。为此一些同事开始加班。

我记忆深刻的是，不久前编辑们还在为一篇即将发表的文章争论得热火朝天，那是一篇关注伊藤诗织的纪录片《黑箱日记》所引发的争议的评论文章，这部纪录片因为最近的奥斯卡提名而受到关注。我们争论的核心点在于，一方认为，伊藤违背了“consent”原则，没有遵守她和酒店签署的不公开监控影像的协议，并且没有征求案件中律师、警察和酒店员工的同意便在纪录片里使用其素材，侵犯了他人的隐私，因此她受到的伦理质疑应该被正视。但另一方认为这场纠纷不应该成为文章的议程，更应重视的是性侵受害者的发声之难，司法不公、舆论偏见以及日本社会的保守文化等构成的结构性困境，文章应该公平地考量这些前提，不去顺应苛求不完美受害者的风气。

显然女性同事大多都站在了后者的立场。我们在工作群里据理力争，从各个角度检视论点的漏洞，这些都比那篇一本正经地当理中客，却又处处露怯的文章精彩。让我感到疲倦的，除了一遍遍重复那些“女权主义”的老生常谈，还有一种无力共情的挫败感——当我们之中的一些人依然相信并恪守“规则”、“伦理”，另一些人早已对这个社会的各种体制怯魅。原因就是人们表面遵循这些文明的规则，以便能够成为一个体面的人，却无可避免地被野蛮的权力侮辱和虐待。性侵受害者如此，一个身在国与国夹缝之间的人也如此。知道这一点并不能让我免于伤害，但至少能让我不为此继续自我规训。我想，大概就是这种直面虚无的精神状态能让人足以苟活于一个MAGA的时代。

其实干涉别的编辑负责的文章是越界的，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尊重彼此的能力和自主权，但我终于主动提出接管这篇文章的编辑。原因就是看着不足以服人的文章发表在网站上，实在过不了自己这一关。这对我来说不仅仅是打工，歪脑的形象和我个人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是同化的。歪脑的目标受众里也有很多思想进步、富有批判精神的年轻人，作者的文章不能比读者的所知、所思、所想还要滞后。其观念、立场差异并不要紧，但欠缺说服力则是一个技术问题。

我能够做这种容易“得罪人”的行为，也是因为同事之间平等、包容、崇尚专业性的氛围。大家可说都是行业里的幸存者，经历过种种动荡和失望，仍对新闻抱有一种诚挚的热情。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产出好的作品，为此能够放下自我，不把冲突给个人化。所以，至今我最为怀念和可惜的，仍是这个难得的工作环境。

众所周知，写作是一种门槛很低的创作，可就我看过的稿子来说，真正能做到“及格线”以上的文章只是一小半，能称得上“写得好”的佳作则寥寥无几。也许是因为我们身处海外，中文作者的资源比起本土来说非常有限；且社群里的作者尚还年轻，虽然大多受过精英教育，但社会经验不足，还处于成长阶段。而我的底线就是帮助作者交出“及格线”以上的文章而已。

换言之，文章本身的质量是主要评判标准之一（另外还要看选题），歪脑的编辑一直拥有极大的采编自主权，并没有编辑部之外的人干涉我们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或者表达还是不表达什么观点，我们的选题和文章内容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价值观、经验和能力。我们当然是有局限的，但也问心无愧于“独立自主”四个字。这种自主，在长期处于严厉审查和流量狂欢间的简中世界中，是一方迹般的小小净土。

在那篇关于伊藤诗织的文章编辑完成后，我把它发给了机构中一位负责新闻伦理与标准的上级编辑审阅。这是一个最新的程序，过去歪脑发表任何文章，歪脑的编辑就是最后经手人，不需要其他的眼睛再来审视文章内容，但是这种自由在保守派上台之后就结束了。起因是国会中某位保守派议员对RFA高层表达了对歪脑发表的一些文章的顾虑与不满，这些文章主要涉及“性与性别”的议题。熟悉当前美国政治的人不难理解，这类议题被特朗普政府当做“政敌”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政治议程，遭到全面清算。全美境内的机构、公司被迫放弃DEI政策即为例。处于意识形态之争前线的新闻机构，当然也首当其冲。歪脑被迫删除了过去发表过的十余篇涉及女权、LGBTQ+以及和性有关的话题的文章。并且之后再发表类似议题的文章，都需要上级编辑的审阅。而由于他们都不懂中文，只能借助翻译软件阅读文章，其中语言的众多错位与误解，也拖慢了我们的产出效率。

这其实不是保守派对歪脑的第一次发难，但这次，他们掌握了权力。在特朗普新上台后的敏感时期，我们的表现恐怕牵扯到机构的存亡，这导致歪脑开始不敢轻易涉足这些议题。一些以“跨性别”、“性工作者”为主的选题，更是避之不及。在关停前，歪脑发表的“性与性别”类文章已大大减少，而这曾经是歪脑和歪脑的目标受众重点关注的领域。

对于审查，我们都无比熟悉。然而当审查来自于美国政府的时候，我们感到的荒谬和幻灭是前所未有的。主编也说，她从业这么多年第一次遇到美国出现这种情况。那段时间，我甚至看着一些歪脑已不敢发表的类型的文章，在墙内的微信公众号上自由传播着——对于很多简中读者来说，这些都已不算什么“伤风败俗”的话题了，然而在自由灯塔之国，它们却被当成洪水猛兽。

但最让我无法接受的，是机构的上级们对这种赤裸裸的审查的粉饰和维护。在要求歪脑整改内容的时候，他们提到了那位施压的国会议员，辩解说：“任何读者都有权利对你们的内容发表看法和提出批评”，如此故意跳脱语境，模糊一个国会议员和“普通读者”相比，与歪脑之间天差地别的权力和利害关系。当一个同事勇敢询问这是否为审查，他们却将矛头指向对我们专业性的质疑上，为此翻出来一篇歪脑过去发表的专栏作者的评论文章，指出文章中所引用的一篇学术研究并不严谨，因为取样的sample太小，所以作者的论点站不住脚，并将这归结为编辑的失职。所以，不够称职的我们理所应当接受更多的监管。

我的意思是，编辑们经手的文章当然不是无懈可击的，我们自己也常常在文章发表之后进行纠错，有时是被作者和读者指出谬误。对专业度的要求再严格也不为过，但这和针对特定内容的审查是两码事。他们看我们年轻，就想PUA一群在简中的泥石流里摸爬滚打过来的老胳膊老腿，以为我们无知无觉吗？

其实没人还在拿理想主义当饭吃。审查、政治压力，坦诚地说出来，承认对此无能为力，大家都理解配合，何必如此小看人？那之后，我心里升起强烈的“没意思”的情绪。一个同事说，歪脑从创刊起一直标榜的“深度、视觉、无审查”的slogan，就像一个巴掌重重地扇在我们脸上。

事实证明，再多的自我审查也无法保证自己的安全，能够短暂维持的，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安全感。资金断供不久，机构的离职浪潮就像秋风扫落叶般一股脑把我们扫地出门，仓促而潦草。我们没有余裕给与彼此情绪上的缓冲，不管好说还是歹说，赶着比现实的发展更快地绝望，似乎是维护尊严的最好办法。

除了歪脑所在的RFA，在同一时期遭遇资金受阻和停运危机的还有VOA、RFE这两大公共媒体机构。那段时间，网上出现不少关注此事的声音，机构媒体同行们大多抱着一种物伤其类的同情，但只是把我们放在一个宏大叙事的框架里，例如特朗普政府此举如何削弱了美国在与中国、俄罗斯的宣传机器的信息战时的竞争力与话语权，诸如“正中习近平下怀”，“在做中国想做的事”、“送给独裁者一份大礼”……我理解这是一种沟通策略，是“美国人能听懂的说法”。为了在保守派掌权的政治局势下求生存，不得不把自己放进新冷战的语境里，好像我们就是美国的政治武器，一个与中国、俄罗斯的宣传机器对等的角色，或者至少是一个立场坚定斗志强的“民主斗士”。也许RFA容易给人留下这种印象，但这不是歪脑的定位，也矮化了我们的使命。

我们想参与构建一个自由的中文世界，渴望用母语回应这个时代对理解自身的需求，记录下主流之外的声音，其初衷在于对那片土地和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的关心，以及对中国“走向何方”这一命题之复杂性的好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总是避免用敌我的视角去看待中国，拒绝使用斗争性、煽动性的话语，也处处小心不去简化或误导读者对中国一些社会议题的理解。我们甚至不试图改变什么，只想更接近、理解、呈现它原本的样子。

有意思的是，我看到X上很多网民对RFA的“倒掉”拍手称快，只是他们一方说：“华川粉的大本营”，另一方则说“极左化得厉害”。社交媒体时代的人好像只看得到他们想仇恨的东西。

一个事实是，美国公共媒体的独立采编权受到法律保护，作为资助者的政府不能干涉新闻内容的生产（至少特朗普上台前是这样）。但往大了说，新闻从业者想要走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是困难的，因为社会的任何一方都指望能够控制其叙事，将你当做他们的传声筒。国家、政府、资本如此，民间舆论、社群、活动者和受访者皆如此。我们和所有在社会中谋生的普通人一样，不可能做到绝对的“独立自主”，始终处于一个需要在各种权力之间去争取空间的状态，这涉及到我们如何尽量做好每一天的工作。而当一切被权力扫荡的时候，旁人轻飘飘一句“靠美国政府也靠不住”、“还是得走市场化道路”，“让读者用钱来投票”显得既无知又冷漠。

还有一些正义感爆棚的网民认为我们应该免费劳动，质问：“难道没有钱你们就不为民主做贡献了吗？”

我无比敬佩那些用爱发电的独立中文媒体（我曾经也是其中一员），但这不是我们的义务。如果不是公共财政支持，歪脑不可能有一个全职团队向公众稳定提供不含任何商业合作的免费内容（我们甚至定期出品免费的纸质杂志），尤其涉及拍摄纪录片等需要大量投入的项目。我们在选题上也很难倾向于不顾“业绩”，去关注一些具有公共价值，但却没有流量的群体和议题。说得更现实点，编辑、记者们作为打工人，也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相对体面的报酬，在缺乏支持的异乡安身立命，不必为了“责任”而自我剥削。很多人把这一切takefor granted的时候，却忘记了背后有人在劳动，在生产。

我并不是说公共财政就优于其他资金来源，但是在现实中，没有不附带议程的资金。来自市场的钱意味着要生产迎合大众（或者有付费能力的中产）的内容，而这未必与公共利益一致。大部分人强调的“独立自主”其实是对自由市场的单一迷信，认为只有市场的钱才是道德和干净的，只有市场的逻辑才是最有利于公共的。

有些评论又说：“如今已经是自媒体时代，谁还看这些新闻媒体，早就应该被淘汰了”。

正因为没人看，它们的存在才更重要，如果市场抛弃了它们，政府就有责任把其当做一项公共事业来支持。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新闻是历史的底稿”，而自媒体则是在这些底稿上的演绎而已。

我深有感触的就是，当我们为了制作一个专题，去回溯过去十年、二十年的记录的时候，唯一能够证明那些事曾经发生过，那些人曾经存在过的，就是留存在互联网角落里的，当时的新闻报道。更别提一些超出了我们生命长度，整个同代的人都没有亲历记忆的事件。

反观如今中国的信息场，严厉的审查之下已经是“流量至上”，即便出现一个引发舆论热议的严肃社会事件，公共议程很容易就被舆论情绪所定义，或者说公共议程根本没有出现的机会，常见的只是官方和群众的“同仇敌忾”、“重拳出击”。而美国，就算没有严厉的审查压力，但一个充斥着情绪价值和信息噪音的自媒体市场，和几家供给精英群体的付费“头部”媒体，就是各位期待的自由吗？

我们对完整的、纯粹而连续的自由的想象永远都只是抽象的乌托邦，但真实可触的自由一直都是夹缝之中被撕碎的一块块漂浮之地。当我被裹挟着，也奋力游动着，站上这些小小的立足之处，却又顷刻失去平衡，坠入洋流中时，这些说着母语的“同类”们的风言风语，让人尤感心灰意冷、有苦难言。

行至终点，我想起了最初是什么让我决定加入歪脑。一开始作为“外援”来制作关于中国女权行动派专题的合作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打动我的，是主编Alex看见了我、找到了我，理解并认可我所做的事情。曾经歪脑制作过一个关于网络霸凌的专题，Alex让我帮忙在社群里推广一下，刚好我对这个议题也深有感触，于是趁着去纽约旅行的时候组织了一个关于网络暴力的线下讨论会。参与的人并不多，我们甚至没有正式的场地，而是选在了中央公园的草坪上。Alex知道后专程从华盛顿赶来纽约，和一群年轻人一起席地而坐，打开她的笔记本，认真地分享专题中的发现。我感动的仅仅是想要做事的人遇到了想要做事的人。是从那个时候我开始相信，这份工作能够成为自己的热情所在。

歪脑关闭前后，作为当事者的我们一直保持沉默，也是一种无奈的自我保护。就像美国公共媒体的很多外籍雇员一样，他们不是什么隔岸观火的西方记者，而是威权国家的亲历者、幸存者。他们为了更大的报道空间，传递那些被本国所压制的声音，冒险为美国机构工作，却也持续面临来自本国的威胁和压力。其中很多人不得不匿名，无法公开认领自己的credit，为自己的发展积累影响力。当再遭遇来自美国方面的政治压力的时候，他们就彻底陷入夹缝人的困境里，甚至不能站出来为自己说句话。造成这种困境的，不是因为他们在权力之间投机的“报应”，而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做得更多，从而把自己推入更加两难的境地。

所以，与其将“受美国资助”当成个体的道德污点，不如问一下，为什么美国能够垄断民主事业的建设？

后来Alex上了《不明白》播客，讲述了歪脑的故事，为我们发出了一点宝贵的声音。我也感谢洁平，她在《不明白》播客上讲到，不再轻易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评判那些在夹缝之中做事的人。我想我们都明白，只在乎保持自己的双手干净就做不成任何事情。

我感念歪脑这个平台，和一群友善、专业、志同道合的同事们对我的善待。很难相信，我过去两年多的满足感都来自这里。我不敢去赋予这个工作太高的意义，但它在关键的时期托举住我，帮助我平稳地从漂泊过度到安定的状态，完成人生又一次蜕变。我怀念那些热烈讨论、绞尽脑汁、一拍即合地创作瞬间，它们像火花一样稍纵即逝，却变成点亮记忆的灯塔，这使得歪脑在黯然落幕后很久，我还常常为此眼眶湿润，或者嘴角上扬。

Alex安慰我，天下无不散的宴席，事情没有做完的时候，这份事业不可能永远存续下去，不管什么时候结束，总会留有遗憾。我说，我没有指望它永远都在，我只希望它再存在个五到十年。

其实我只希望它再存在一年而已，把今年过完，我们就可以完成一个重磅的关于中国公民社会的专题。我曾经想过，完成这个专题，我的使命就结束了，今后无论做什么，去哪里都无所谓。也许不再做新闻，也许淡出公共领域，去过庸庸碌碌的生活。

在离职后的日子里，我没有尝试找新的工作，一是确实没什么想做的，二是正好怀孕了，可以休息一段时间，以后怎么办等生完孩子再说。托几年全职工作当纳税人的福，领上了加拿大的失业保险金，我一下子就过上了庸庸碌碌的生活——也许这就是上天的好意吧，要提早让我自由。

我每天都无所事事，看了大量的电影、电视剧和YouTube视频，也看书和学习，但不多；唯一需要操心的是养胎，所以尽量吃得多样而健康、睡八小时以上、每天都去散步和游泳，定期去产检。经常感觉无聊，但并不焦虑。再也不反思自己要为社会创造什么价值了，毕竟社会也并不在乎我们。比如我很喜欢在附近的公园里散步，那些我百看不厌的高耸针叶林，满地的雏菊、蒲公英，栖息在湖边的绿头野鸭，从来不被这个社会看做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曾努力回应这个时代，而这一往无前的时代列车上没有我们的位置。朋友说，他理解以这样的方式离职是一种创伤。但并不是这次而已，无论中国还是美国，我都对政治充满了不信任，对权力的为所欲为感到无力。契约被撕毁，承诺也都落空，我们早已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所幸我依然热爱着生活，所以从未被极端的想法吸引，宁愿平静地走向边缘。

直到某一天，在所有无聊的事都没得做的时候，我突然开始写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然后就源源不断，再也停不下来。我百般逃避写作，宁愿把无穷的空白时间浪费掉，因为那些沉淀在心底深处的事物，常常是经不起碰触的。果然我写完第一段就泪流满面。有作家说，你要等到和你的经验保持足够距离，不再情绪化的时候再动笔，可什么时候我才能对此无动于衷呢？

我不知道会不会公开这篇文章，我预设没有第二双眼睛在看，所以能够毫不自我审查地下笔。但推动我写下来的，还有一种无法平息的，巨大的不甘：我不允许这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被这个时代所埋没。

为了终有一天，所有废墟之下的语言，都能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