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杀夫案的故事：从血腥的市井传说到悲情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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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酱园弄·悬案》上映后争议重重，这部以民国杀夫案为背景聚焦女性处境与觉醒的影片，口碑与票房遭遇挫折。

影片改编自1945年詹周氏杀夫案，她因长期家暴弑夫，却被舆论先后妖魔化为“疯妇”、“当代潘金莲”，又被文人重塑为“旧社会受害者”。导演陈可辛在受访时，曾自述想展现奇案背后的时代变迁。

80年来，案件以血腥和市井传说的特质被不断重构，叙事权却从未属于詹周氏。



被虚构的杀夫女性

徐平从上海出发，在春雨中乘车10多个小时，终于打听到了周惠珍的家门口。一个老太太在他身后出现，打开门迎客进屋，他彻底相信，眼前穿大襟布褂、有民国风貌的老人，就是当年的凶手、如今的周惠珍。

徐平试图辨认出周惠珍与常人的不同：她身体硬朗，身高一米五左右，三角眼，看上去很凶。“可能因为承受的苦难过多，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

关于凶案，周惠珍不愿多回忆。更多的细节告诉徐平，眼前是一个“充满童真”的普通老太太。一抱起小孩，她就笑得眼睛皱起，嘴里念着词逗娃娃。她喜爱小孩，劳改中被调到托儿所，做到1983年退休，没有子女却认了许多干儿干女。

在报道中，记者徐平呈现了他眼中的“这一凶案”的真正结局：往事如烟，凶手过着幸福生活。

1990年3月，杂志《上海滩》的记者徐平，发现了一个特大新闻线索：1945年轰动整个上海的酱园弄奇案的凶手，杀夫后分尸16块的詹周氏（原名周春兰），可能仍旧在世。

这桩在20世纪已被反复重构的凶案，发生于1945年3月20日早晨六点多，一位邻居听见，詹周氏和丈夫詹云影住处有人大喊救命，他上楼敲门，詹周氏开门，借口说是丈夫詹云影噩梦中大叫。早晨八点，楼梯旁一滩血水，血从詹周氏家流出。邻居再度上楼敲门，詹周氏才开门，两手全是血。一再追问，詹周氏才说，自己杀死了詹云影。詹云影有“大块头”的绰号，身躯庞大。詹周氏砍下他的脑袋后，奋力将全身分尸16块，在地上排出几口大皮箱，想藏尸其中。尸块渗出大量血迹，流出皮箱，渗入弄堂的木地板，滴在楼下。

各大报纸争相推出头条，用“当代潘金莲”夺人眼球，法庭多次审判，凶手几次翻供，社会名流和律师们自发为凶手脱罪。如果凶手真的从汪伪政府活到改革开放的1990年，确实是“旧闻中的特大新闻”。徐平因此赴苏北农场，寻访改名为周惠珍的詹周氏。

而徐平寻访詹周氏并撰文《酱园弄杀夫犯生死之谜》的经历，也成为蒋峰写于2015年的小说《翻案》的开头，后被陈可辛改编为电影《酱园弄》。

为完成这部小说，蒋峰探访社会记者、翻阅庭审记录、报道原文等，得出“悬案不悬”、事实清晰可见的结论。但他最终选择了一名男性叙事者，查办此案的警官薛至武“串联”起整个情节。

在虚构的男性视角的凝视下，挥刀向施暴者的詹周氏，为詹周氏发声的苏青，或曾渴望爱情，或游走于男人间。而薛至武办案时的手电筒，从小说到电影自上而下扫视过詹周氏被旗袍包裹的瑟缩的身体，也被移植到电影中，成为陈可辛式的暴力美学镜头。詹周氏作为反抗者的能动性呈现不足，她的面目和觉醒之路也断裂含糊。



图源电影《酱园弄》 ｜ 章子怡饰演的詹周氏

一些让电影院观众颇感不适的针对女性的暴力镜头，同1945年街头巷议中的“潘金莲”“毒妇”如出一辙。

这桩悬案只在一天便告破。1945年3月21日，《申报》第二版已有报道《新成警局破获谋杀亲夫案》，详述分尸情形：“未知何故，用切菜刀先砍头部，继砍额角及颈部，并连砍小腿大腿上股下肢腰部等十余刀，将尸分成八段”。

面对杀夫奇案，虽然“未知何故”，但当时人们有一种解读悬案、辨识凶相的自信。其他社会报道中，也发明骇人听闻的新词，有“酱园弄血案”、“箱尸案”。1945年3月22日刊印的《中华日报》，标题是“毒妇谋杀亲夫——撕尸灭迹分成八段”。

只凭“谋杀亲夫”，詹周氏成了“毒妇”、“淫妇”，甚至“当代潘金莲”。警察不相信女性可以持刀分尸一个男性的大块头，因此假定，詹周氏必有一个“奸夫”，愿为詹周氏杀人，或者暴露奸情不得不杀人。并刑讯逼供詹周氏，让詹周氏供出2段“奸情”，是酱园弄里的邻居和丈夫的赌友“小宁波”，但詹周氏在庭审时再次翻供，称自己是被屈打成招。

“毒妇”“淫妇”“恶女”，这是社会报道与舆论的叙事者，初次虚构和演绎的詹周氏故事的初始版本，以供当时的民众成为猎奇谈资。

詹周氏1945年5月3日，于法庭初审的自我讲述，在当时反而被隐没于众声。

在法庭上，詹周氏重述当晚杀人分尸时被一种激情笼罩：“那时我完全失去知觉，神经早已受到极度的错乱，我只知道像有一个恶神在我的背后，喊着杀呀！杀呀的声音，以后好像叫我将尸斩成十六段，藏进箱笼……”她也初次讲述了詹云影对自己的背叛、家暴，“他嫌我是低三下四人。”

但在法庭的宣判中，“低三下四人”的英勇反抗，被定义为一桩激情犯罪，应“杀人偿命”。受害者本该被社会好好讨论的近10年的家暴，在定罪过程中完全隐去了，安全撤离了风波的中心。



图丨刊登于报刊上的詹周氏与詹云影照片



叙事权的流变

女作家苏青的辩解，打破父权解释的垄断。1945年6月，她在杂志《杂志》发表《为杀夫者辩》一文，追问杀夫背后的另一方原因，"为什么没有人问，是什么把她逼到这一步？"

她在文章中，细细引述詹周氏的经历，在法庭上、报道中，都有她无依无靠前半生的叙述：自小父母双亡，被领养后改姓周，9岁被卖到上海当铺，17岁被当铺老板许配给詹云影。詹云影出轨、赌博、变卖家产，惯于打骂詹周氏。当詹周氏提出离婚时，詹云影命她去“轧姘头”，替他省去离婚后的赡养费。詹周氏无法离婚，就在杀夫前一年，试过喝药自杀，未遂。

在婚姻中，詹周氏没有援助者，遭受虐待不能反抗，看不到生活希望也不能离婚。苏青自己的人生经历，与詹周氏的困境互文。



图源电影《酱园弄》 ｜ 赵丽颖扮演的西林（苏青）

40年代，当时苏青与张爱玲可称上海女作家的“双璧”。苏青家境颇好，父亲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后回国在上海某银行任经理。初中时，苏青就结识了家境富裕的李钦后。苏青考入大学后，同李钦后结婚，后来很快因怀孕彻底退学。

婚后，苏青的日子并不好过。她连生四个女儿，招来丈夫、婆婆的鄙夷。曾到一小学任教，遭人议论，做了三个月就只能辞职，回家全职带孩子。她和丈夫往往为钱斗嘴。一次苏青向丈夫要钱买米，竟然挨了一耳光，听到丈夫说：“你也是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去赚钱啊！”

苏青从亲身经历看到，全职主妇从钱上遭受的屈辱是无解的。一旦苏青想认真讨论家庭经济问题，丈夫就摆出一副吃亏的嘴脸，“向我讨钱也该给我好嘴脸看，开口就责问仿佛天生欠着你似，这些钱要是给了舞女啊，她们可不知要怎样地奉承我呢！”苏青只能“不顾羞耻地”讲奉承话，贴着冷脸求来孩子的饭钱。

一旦身陷婚姻，无论苏青还是周惠珍，都变成一个只有父姓和夫姓的“詹周氏”。好在，苏青成功离婚摆脱困境。因此，苏青在《为杀夫者辩》中指出杀人动机背后更顽固的社会促因，恳求社会刀下留情。

苏青的抗辩后，本能求生的詹周氏，被当时的文人塑造为“出走的娜拉”和“反抗夫权的象征”。她的书写，借案件抨击旧式婚姻制度，苏青以此巩固了自己“新女性”的公共形象。

在酱园弄案发的4、50年代，所有试图讲述它的人因自身立场而重塑它。而詹周氏本人，始终是那个被代言、被定义的“她者”。

詹周氏一次被贴近自身的讲述，是1982年，台湾作家李昂写作的小说《杀夫》。詹周氏的案件被搬去台湾鹿港，重现一个女性在婚内被强奸、侮辱后被逼杀人的故事。

《杀夫》中，女主人公林市长期被丈夫陈江水视为泄欲和泄愤对象，遭受持续的语言羞辱、家暴。邻居们听得到林市的哭喊声，看得到她身上的伤痕，却选择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她所在的社会默许陈江水的暴力，暗示一种社会秩序——男性对女性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包括对她们身体的任意处置。

终于，被“强奸”、“羞辱”之后，林市陷入了詹周氏杀夫时的迷狂，趁丈夫熟睡，拿起了丈夫的杀猪刀。

女性遭遇的婚姻困境面对这种杀夫暴力，最具解释力。林市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没有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离开丈夫意味着社会性死亡。不健全的婚姻制度下，女性丧失了自主权。王德威教授申论《杀夫》的女性主义成分，认为小说谈论的是“八十年代的杀夫白描合法婚姻所默许的性暴力”。

李昂出生于1952年的台湾农村鹿港，一个保存着浓厚传统文化的地方。与詹周氏一样，她们都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社会结构中成长，亲身体验过这种文化对女性的约束和期待。

李昂生命中还经历过另一段压抑的时期。1979年，戒严时期的台湾，《美丽岛》杂志社在高雄举办人权纪念活动，招致大规模的逮捕行动。任何被认为具有"异议"色彩的知识分子，都可能面临监控、逮捕或迫害。

李昂身陷其中，回忆“那是看不到一片光的日子”，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一段时间都要服用抑郁症药物，整个人被变得反应迟钝。

权力能掌控叙事，决定一个人有哪些生命中的经验，决定哪些经验不该讲述。李昂在她的小说中安设场景，无论是车上、办公室里、屠宰场旁，都可以直白地发生并描写性事。这是她夺回女性叙事权力的努力，也因这一努力而遭到非议，被污蔑为“大尺度”、“随便”。”

女性对詹周氏的解读，一点点勾勒出普遍的女性困境。杀人是绝路中没有办法的举动。但杀人的原始罪孽，也始终停留在这个历史案件当中。



涟漪

酱园弄悬案在上世纪激起的最后涟漪，是1990年初，文化作者们将其视为抗战时期轰动上海的血案，以历史掌故重述发表。

当1990年，记者徐平前往大丰农场见到詹周氏其人，感到恐惧、害怕。悬置在那次采访之上的最根本困惑，也还是“凶案的真相”背后，詹周氏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本是2025年6月21日上映的《酱园弄》电影想要再现的。章子怡以其惊人的演技和妆造试图呈现一个杀夫者形象。但最终的电影中，詹周氏的痛苦与反抗、命运的变化被潦草带过，成为推动叙事线的工具，其他角色展现人物弧光的助推。这种商业化的包装，试图同时迎合杀人奇案的恐惧和当下的女性主义热，使得电影的口碑两极分化，遭遇了豆瓣开分5.9的滑铁卢。

许多人评论，这部电影的“悬案”是一种虚假宣传，因为案件本身简单明了。三位正派大女主互相帮助形成的“女性主义”，也在影片结尾的强硬升华中显得生硬、浅薄。

导演陈可辛在受访时表示，他真正想借故事呈现的，是时代变迁在个人身上引起的涟漪，“说它是一个悬案，不如说是一个奇案，这个‘奇’是来自于所有外围的影响，是时代的改变使得她活了下来。”导演试图呈现一个时代的变迁，力图表达民国众生相时，詹周氏的个体故事最终被宏大叙事所淹没。



图源电影《酱园弄》丨章子怡在影片中

叙事权力在各方之间流转，就像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让亨伯特垄断了叙事，真实的多洛蕾丝被消音，詹周氏的故事同样被各方诠释、扭曲、再诠释。但在公共舆论场中，詹周氏的故事，唯独从未属于徐平在大丰农场见到的那个平凡的老太太。

徐平后来走访酱园弄的邻里，意外得知詹周氏在后来改名周慧珍之外，还有一个邻里间互相称呼的名字：春兰。

春兰年轻的时候，在人眼里“蛮漂亮的”，不同于人们后来期待又大失所望的“当代潘金莲”形象。春兰的本性也并不暴戾。据说，提篮桥狱中，她被安置在绣花组，手很巧，绣花又好又快，是女犯中的佼佼者，还和比邻的女犯们相处融洽。

1990年，春兰将近80岁。7年前从托儿所退休，每月退休金有100多元，干儿子、女儿们住在隔壁，会抱着孙子孙女上门，劝她别太节省，也多吃吃肉。春兰自己的爱好，除了小孩，则是每天打打麻将。

春兰人生里唯一的波折，是那场婚姻造成的长期压抑和绝望。警察来时，她等在家里，没有逃跑。从她的性格、困境和后来的人生来推测，这一等待说明，她的内心已经解脱。

久陷舆论风波，春兰也许由此而诞生一种智慧。面对徐平的提问，她回答道：“和詹云影相处一场，也全是缘分，后来出了那样的事，怕也是缘分已尽。”她的沉默，是对记忆的保护。

私人生活之外，春兰曾经是另一个符号，一个被无数人诠释的“詹周氏”，而她自己的想法、感受，永远消失在历史中。

撰文｜刘思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