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戏主要问题是编剧的水平，三十年来的现代文化，有一个可能性的上限，我们今天看文革时代的思想觉得很可笑，再过三十年回头看看今天国人的思想，同样会觉得很可笑。
从正面来讲，琅琊榜的善恶正邪的主题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只是它归于金庸武侠小说和野狐禅的一类，思想境界不高。港台武侠小说曾经给中国几代人洗脑，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的影响都存在。
琅琊榜的拍摄还是很唯美的，当然女同学不如男同学，这是一个遗憾，音乐就不去谈它了。我昨天说，没有经和史的基础，写戏没有方向感，没有学问的基础，写戏没有厚重感。比如琅琊榜的主线是善恶、正邪的斗争，但中国历史上的善恶正邪，是通过忠奸来演绎的，琅琊榜没有忠奸的主题，只有一个义字，而不见伦常，这就落入墨家之流的肤浅了，以至于说出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这种看似正义但却大而无当的空言。为什么说这是一句大而无当的空言呢？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儒家一个极限的准则。由于儒家的忧患意识，始终是怀抱整个天下的，所以孟子语虽然具有颠覆倾向，但仍然不离伦常，认清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比较一下我们可以明了，所谓天下人之天下，不见纲常大而无当，是不负责任的一句空话。
还有琅琊榜上说一坐上皇帝的宝座，无论是谁都会变的，这也是幼稚可笑、人云亦云的浅见，无非重复权力产生腐败的西人腔调而已。从究竟上讲，权力既不产生腐败也不产生正义，正义与腐败，来自于别的东西。
琅琊榜“先验”地树立起一个代表良知和正义的太子，然后就在权术里面演绎正义如何战胜邪恶，可是，假如邪恶者的权术高于正义者的权术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老文明是有解的，但琅琊榜不会有解。假如琅琊榜不是像现在这样倒果为因，借渲染谋略至上而喧宾夺主地伸张正义，而是演绎太子曲折的成长历程，那这部片子的历史境界就会别开生面，厚重得多。
平心而论，尽管民主制乏善可陈，只不过是利益制衡的一种社会工具，但君主制本身，也未必一定就是好东西，我们看看西方的《君王论》即可略知一二。然而从根本上讲，一切人类政治制度，本身无所谓好坏，制度只关乎社会效率，无关乎社会正义。从因果上讲，是历史文化的价值基因，决定社会制度的善恶性质。
孔子和儒家的伟大，就在于把一种强大而又难以驾御的君主政体，纳入到一个可以调节的伦常体系之中，同时又把人类天良以及衍生的伦理道德基因，一以贯之地注入到家、国、天下之中，成为一种通上彻下、可以长久永续的普适价值。
简而言之，琅琊榜中的太子，不是石缝中蹦出来的孙悟空，在家天下的君主制中，良知和正义如何成为现实的可能，以及可能中的必然存在，是今天的中国人需要面对历史重新思考的问题。中国历史升平、太平、据乱的三期轮回，据乱期都很短，只是群龙无首的混乱期比较长。而与古人的家天下动辄三两百年相比，现代政治体制相差太远太远了。又语云，行百里者半九十，一统江山五十或一百年、两百或三百年，并不是等量加减的关系，这个道理并不难懂。
匹妇提出手段与目的的悖论，这个命题，在二元论中是无解的。手段应该合目的性，这是大前提和常态，诸葛亮用计谋手段太残忍，他自己知道那也是要折阳寿的。认为目的为善就可以不择手段，其本质是手段为自己立法，又假借目的的合理性为自己辩护，很显然，这是双倍的邪恶。
其实无论目的还是手段，都是从人的心念中流出的，心念之善恶，并无手段与目的之分，所以手段与目的相合，是一种常态。比如佛教的非暴力是绝对的，不存在合乎目的的暴力法则。然而在明确了手段合乎目的的大前提下，佛教也有开遮持犯的开许，但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了。
所以手段的权变和开许，属于例外的不定法，绝不是一种规范。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这个权就是手段的变通，但它的前提是适道而立，这是权变的资格，这也说明手段的变通不是在一般意义的语境中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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