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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从朱镕基改革中得到的启示:AI与半导体的未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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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即将迎来百岁之际因病去世。众所周知,朱镕基是20世纪90年代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一道,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奠定制度基础的重要人物之一。

我在研究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史时,多次遇到朱镕基这个名字。围绕他的评价至今褒贬不一,但有一点很难否认:他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改变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经济权力结构,并为后来中国大规模国家资本动员能力奠定了基础。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1993年以前,中国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仅约22%。大部分税收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中央财政长期捉襟见肘。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重要税源更多向中央集中,中央财政收入占比迅速提高。


这项改革后来成为中央政府实施大规模产业政策、财政补贴和长期战略投资的重要财政基础。今天中国能够推动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等巨型产业资金,背后都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形成的财政动员能力。

与分税制并行的还有国企和国有银行改革。“抓大放小”改革推动大量中小国企退出,同时强化大型国有企业体系。国有银行改革则切断地方政府对部分信贷资源的过度影响,通过剥离不良资产、银行资本重组等方式,逐步建立由中央掌握的金融资源配置体系。由此,中国形成了一套以中央财政、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为核心的国家资本动员机制。

不过,这套体系也付出了不小代价。财政收入向中央集中后,地方政府承担的公共支出责任并未同步减少。地方财政由此长期承压,并逐渐更加依赖土地财政、房地产开发和地方融资。

从长期来看,中国近年来面临的房地产低迷、地方债务膨胀等问题,与当年形成的中央—地方财政结构并非毫无关系。换句话说,朱镕基改革一方面增强了中央政府进行长期产业投资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埋下了地方财政结构性失衡的种子。

从半导体产业来看,这种制度遗产尤其明显。2014年,中国设立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此后,中央资本与地方产业基金共同进入半导体产业,形成一种“中央定方向、地方下注”的投资模式。

长鑫存储(CXMT)背后有合肥地方政府支持,长江存储(YMTC)与湖北地方力量密切相关,中芯国际(SMIC)的早期发展也离不开上海地方政府。因此,中国半导体产业并非完全由中央政府单方面打造,而是中央和地方共同推动的结果。

这种模式确实创造出一批成功企业,但副作用同样明显。在中央确定重点产业后,各地方政府往往争相进入,容易造成重复投资、产能过剩甚至技术骗局。武汉弘芯等失败案例,就暴露出地方政府在缺乏技术和产业基础情况下盲目投资的风险。

对于半导体这样的产业而言,问题更加突出。先进制程需要持续十年以上的大规模投资,而且必须长期承受亏损。地方政府无论从财政周期还是官员任期来看,都很难独立承担这种“耐心资本”角色。因此,中央财政和国有金融机构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即使掌握税收,也需要有能够把资金转化为长期战略资本的机构。中国国有银行体系经过改革后,逐渐承担起这种角色,成为支持大型基础设施和战略产业的重要金融渠道。

进入AI时代,这套逻辑正在再次上演。近年来,中国大量地方政府建设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和智能算力中心,但部分项目也出现设备利用率不足、重复建设等问题。

这与过去半导体、汽车等领域出现的地方政府投资竞赛非常相似。因此,中国中央政府近期一方面继续加大AI产业基金和算力基础设施投入,另一方面也开始强调全国统一大市场、整治“内卷式”竞争,试图控制地方无序扩张。这意味着,

中国现有产业政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朱镕基时代建立的中央集中国家资本动员体系依然发挥着巨大作用;另一方面,仅依靠中央自上而下的资本配置,已经越来越难适应半导体和AI这种技术变化极快、创新高度分散的产业。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经济环境与20世纪90年代已经完全不同。

朱镕基时代,中国处于高速增长期,人口红利明显,西方资本大量进入,外部产业竞争压力也远低于今天。而现在,中国面临经济增速放缓、人口下降、房地产和地方债务压力,同时还要面对美国在半导体和AI领域的技术限制以及全球供应链重组。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与地方之间如何重新分配资本和产业决策权,很可能成为中国下一阶段经济政策的重要课题。这一变化对韩国而言并不是“别人的故事”。韩国正在重点投入的半导体、AI、制造业AX、Physical AI等领域,也正是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大规模投资的领域。

中国产业政策出现的成功与失败,都值得韩国认真观察。如果中国在AI和半导体领域出现重复投资、资本效率下降或地方财政难以承受等问题,这不仅可能反映中国自身制度的局限,也可能意味着相关产业存在结构性的过度投资风险。

对韩国来说,这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预警信号。越是半导体、AI以及所谓“七大SEED产业”这样的国家战略领域,韩国越有必要深入研究中国过去数十年的产业政策演变。

不能只关注中国又成立了多大的基金、建设了多少座工厂,更应该关注这些资金如何筹集、由谁配置、中央与地方如何分担风险,以及这种资本动员模式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朱镕基时代留下的制度遗产,不仅解释了今天中国半导体和AI产业为何能够获得如此庞大的资本支持,也为韩国思考下一代产业投资战略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
  【图片来源 韩联社】 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图片来源 韩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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