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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诞生后，至少有两种走向“博大精深”的路径。一种是长期置于自由的言说环境，文字的演化方向是表意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富有逻辑性，描述和解释现实世界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另一种则长期置于噤若寒蝉的言说环境，文字的演化方向是表意越来越艰难，同一个字、同一个词乃至同一个句子会被迫发育出多种含义，乃至会因音调高低差异而有不同的表意；同样，语言的逻辑性也会退化，传递错误的因果而非廓清真实脉络，即宣传取代了思辨，将成为语言的首要功能；使用这种文字来解释现实世界，可想而知极为困难——不仅书写者本人要对抗污染，他还得预判读者的受污染情况，通过回避乃至顺应污染来完成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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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伪史论这玩意，上世纪九十年代何新就在鼓吹了，正经读书人多看它一眼都觉得脏眼球。以前做《短史记》，我也是坚决不写这方面的辟谣文章——郭子曾经曰过：“比如我和火箭科学家说，你那火箭不行，燃料不好，我认为得烧柴，最好是煤，煤还得选精煤，水洗煤不好。如果那科学家要是拿正眼看我一眼，那他就输了”。但现如今，竟有人可以靠这玩意在B站吸粉百万（据说是北师大某教师，因学生不愿选其课而转战B站）。真是今夕何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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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种过地瓜。地瓜种植过程中，有项很重要的工作叫做“翻藤”。为了让根部的地瓜长得更粗壮，要定期、多次将地瓜藤翻转过来，以阻止藤条往下扎根，并消灭藤条上已有的小地瓜。大地瓜要想成其大，小地瓜就必须被扼杀在萌芽里，做大地瓜崛起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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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周处他爹周鲂给曹休的诈降信，内中提到孙权的用兵之道：“闻豫设科条，当以新羸兵置前，好兵在后，攻城之日，云欲以羸兵填堑，使即时破。”诈降信里得有真话才能诈住人，这段故意拿老弱病残填坑以赢取战争胜利的残忍叙述，便是真话之一。可见所谓英雄，泰半人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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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会想，当年的“战时应做平时看”政策可能是错误的。政策的出发点，是希望通过免除兵役，让学生们安心求学，也好让战后的中国有足够的智力恢复元气。遗憾的是，在大后方学校享受津贴的青年学子经全面抗战八年竟集体左转。反倒是那些亲历残酷战场的青年，对时局有着更真切的体认，也更不容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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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间坑位数与工位数的比例，是衡量一间公司文明程度的最硬指标。其他“企业文化”啥的都是扯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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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域的很多人，大概是患有严重的哀悼癖。只要是个名人死了，就忍不住要在社交媒体上沉痛哀悼“××走好”一番。其实人家活着时干的那些事、卖的那些货，可能全经不起细究。假如有人出来说几句真话，又会有一顶顶“死者为大”的帽子扣过去。其实传统文化里哪有什么“死者为大”。皇帝刘宏死了，都得接受舆论的评判，因为执政期间卖官鬻爵政治腐败而得了个“汉灵帝”的恶谥。但凡公众人物去世，其生平行迹中有涉及公共利益者，皆没有“死者为大”的豁免权，而须接受舆论的评判。要反思、总结一个公众人物的生平功过，再没有比其去世更好的时机。另：若干年前检索各类资料库，发现“死者为大”“人死为大”之类的说法，其实要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集体出现。个中缘故，实在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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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域做历史类工作，有个比较大的风险，就是容易被古人洗脑。因为我们的整体教育回避逻辑学常识，而历史教育的重心又是应试，应试的焦点在论证族群的先进性与文化制度的优越性，而非以扬弃的心态与现代文明接轨。且此域绝大部分古代史料来自各式各样的统治阶层，或由被统治阶层洗过脑的古代读书人提供。所以许多历史写作者，也包括一些历史研究者，搞着搞着就忘了自己是“做历史工作的现代人”，不自觉被古人的文字和意见洗了脑，成为一种肉体活在现代而思维留在中世纪的“史学僵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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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识途去世了。查了下，他确实是《收租院》的主要策划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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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车出门，十分钟的路程，跟着司机师傅听了四条广播。第一条，雷军SU7亏本卖，与贪婪的马斯克赚黑心钱高下立判。第二条，胡塞武装已将美军打得焦头烂额。第三条，检测结果出来了家人们，农夫山泉不是碱性水而是酸性水，欺骗了所有中国人。第四条，以色列军队节节溃退，已是强弩之末。大清早的，突然知道这么多高层秘事，颇有些惴惴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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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这门学科，第一重要的是良心。第二重要的是智商。第三重要的才是专业知识。有良心没智商，至多被人愚弄；没良心而有智商，如果再有一点专业知识，那就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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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哭庙事件”，发生在清代顺治年间。那次哭的，是苏州文庙里孔夫子的木雕泥塑。不是一个人哭，是一群人哭，哭县太爷超额征粮收税且暴力催收。结果，孔夫子的雕像屁事没有，哭庙者的脑袋滚了一地。当中有个人叫做金圣叹，一直是清廷的忠实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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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偏见：吹曾国藩的书，吹王阳明的书，都是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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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年轻的时候，往往爱自己都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本没能力去爱那些宏大事物。可我们的教育又十余年如一日，将爱宏大事物灌输成年轻人精神上的必需品。于是，爱无能只好转化成恨有术，即通过做思想警察、监视友邻、仇恨陌生人来实现对宏大事物的所谓“爱”。这种爱很廉价，也很恶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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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一粒灰，落在普通人头上就是一座山】——时代多冤啊，她啥也没干。真正造山的、且有能力将山压到普通人头上的，都是些不可言说的脏东西。因为不可言说，只好栽赃“时代”。这种语言腐败可以理解。但得警惕，语言腐败玩多了，会有人真以为那些大山来自时代之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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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邦媛女士去世了。有文章指责其回忆录存在美化郭松龄的倾向——郭松龄当年与冯玉祥合作，在苏联支持下发动反奉战争，后兵败身死。齐女士的父亲齐世英作为郭松龄的下属也参与了此次战争。我的意见是：（1）《巨流河》对郭松龄的叙述，确实与事实有很大差距。（2）王鼎钧先生说《巨流河》没有史学抱负，很对。大约也并非责备，而是基于个人见解的遗憾——在《一九四九三稜镜》中，王先生如此评价《巨流河》：“以后她历经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七七事变、胜利后的国共冲突和全面内战，书中甚少正面表述。到了台湾以后，对高压统治，省籍观念、改革运动，乃至於政权轮替，也都表现得淡然甚或漠然。……国运家运，密切相连，一部中国现代史也就在她个人遭遇中隐隐现现，挥之不去。但是她把这本书写成浊水中的青莲，不垢不染。”这些话，恰可以视为“没有史学抱负”六字的注解。（3）苛责儿女在回忆录里否定父辈，不是现代人应该做的事情，且已有很沉痛的历史教训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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