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睿的日记。她身处德黑兰,既是战争的亲历者,也是观察者。在她的日记里,可以看见这场战争中,一个个具体的普通人、一幕幕身边的具体场景,以及她最真实的感受。
从清晨六点开始的一天
今天一天几乎没有停下来。
早上六点多就起床,先看新闻,接着准备连线。今天关注的还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较量,以及美伊谅解备忘录期满之后,双方究竟准备怎么走。
我的判断是,现在伊朗当然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但美国其实也一样。双方都在较劲,都想看看最后到底是谁先“眨眼”。
说到底,这已经不只是军事和经济上的博弈,而是意志力的较量。
连线结束后,我抽空锻炼了一下身体,又接受了一个国内媒体的采访,谈的是目前伊朗医疗价格,以及美以和伊朗之间的暗战,还有最近伊朗国内不断推进的反间谍、反渗透措施。对方问我伊朗的底气和硬气在哪里?我说我觉得,伊朗真正的硬气和底气,最后还是来自它的人民。
这些年我在伊朗生活,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伊朗人是一个非常有韧性的民族。很多人受教育程度很高,也很爱国、很尽责、很能吃苦。这里说的“爱国”,不一定是每天喊什么口号,也不一定代表他们认同政府的所有政策。恰恰相反,很多普通人对经济、腐败、管理效率都有很多不满,但到了自己的岗位上,他们还是会把事情做下去。
比如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很多人的收入已经非常低,折合下来一个月可能也就是两百美元左右,生活压力非常大,但因为还有病人,他们还是每天去上班,还是在咬牙坚持。
他们可能不会说自己有什么很高的“政治觉悟”,甚至可能私下里对很多现实非常抱怨,但他们会觉得:这个病人是我的病人,这件事情是我的责任,我不能不管。
我觉得这其实才是一个国家真正能够撑下去的东西。
伊朗经历了十多年的严厉制裁,经济状况不断恶化,普通人的生活也越来越困难。但这个社会到今天还能运转,不只是因为政府有多少资源,也不是因为有多少导弹,而是因为大量普通人在基层还是真心做事。
医生还在看病,护士还在照顾病人,老师还在教书,司机还在开车,商店还在营业,邻里之间还在互相帮忙。
真正支撑一个国家的,很多时候就是这些看起来最普通的人。
所以如果问我伊朗的底气在哪里,我会说,它最深层的底气,是一种社会韧性。
是普通人即使对现实有不满,仍然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工作,也愿意帮助身边的人;是在长期压力之下形成的那种自助、互助和责任感。
我觉得,一个国家真正难以被击垮,不是因为所有人都没有抱怨,而是因为即使有抱怨,大多数人仍然没有放下手里的事情。
我觉得,这才是伊朗真正的硬气。
中间本来还想去游泳,但今天的新闻实在太密。
回来以后,又开始赶卡利巴夫讲话的报道。
他的表态非常明确:霍尔木兹海峡不能重新开放。要重新开放,美国首先必须满足几个条件——停止对伊朗的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
这几乎就是把伊朗现阶段的底线重新完整地说了一遍。
一场并没有出现的“领袖现身”
下午又突然来了新的连线。
中国那边关注到一个消息,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可能参加他父亲去世四十天的纪念仪式。
伊朗有一个传统,人去世四十天之后,会举行纪念活动。当天确实有一场很重要的仪式,也是在德黑兰大清真寺举行的,议长、总统、领袖家人、议会代表等很多高级官员都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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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在于,最初的消息其实只是来自领袖办公室,说这是由领袖家属参加的纪念活动,并没有明确说最高领袖本人会出席。
可能因为波斯语和英文表述里有些含义比较微妙,外界就进一步解读成“领袖可能露面”,国内也因此临时让我连线。
我后来在连线里说得比较谨慎:这种规格的活动当然非常重要,但从目前的公开信息看,并不能因此判断穆杰塔巴一定会现身。我个人也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他仍然不太可能轻易公开露面。
新闻就是这样。有时候一个词、一句话,就会迅速被放大成另一层意思。
一路堵车,赶去外交部晚宴
做完一天的连线,晚上六点半连线结束,我几乎是立刻出门,赶去参加外交部为记者举办的晚宴。
今天路上车特别多,我一路赶过去。
但到了现场以后,我还是有点惊喜。
这次活动办得比我想象中隆重,也很高雅。
地点是在外交部外交官俱乐部,位于德黑兰东北部的山上。那里有一个很大的花园,夏天比市区凉快很多,环境也非常漂亮,里面还有一个大厅。
外长阿拉格齐来了,外交部发言人来了,总统府发言人来了,过去几任的外交部发言人也来了,看到他们,我觉得很亲切。
坐在那里看着大屏幕关于历代发言人的介绍,我突然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从老到中到青,一代又一代外交部发言人,很多人后来都走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前外交部发言人穆萨维后来到了总统府,负责政治事务;阿拉格齐过去也做过外交部发言人,现在成了外交部长;副外长哈提卜扎德也曾经做过发言人。
这让我又一次意识到,在伊朗外交体系里,外交部发言人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他不仅仅是在记者会上念声明,而是在最公开的位置上训练如何代表国家说话,如何处理压力,如何面对国内外媒体,也如何在各种敏感问题之间寻找表达的边界。
战争里的记者,也带着家人来了
今天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很温暖的细节:这次可以带家属。
很多记者带着自己的伴侣一起来。穆森也带着自己的太太来了。
战争期间,大家每天都在新闻、警报、爆炸声、空袭、防空炮之间生活。记者尤其如此,很多时候别人只看到镜头前的记者,却不太会想到,镜头后面其实还有一个家庭。
所以今天看到大家带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聊天,我觉得这种安排很好。
大家不像在一个正式的官方活动里,更像是很多认识了很多年的老朋友聚到了一起。
“我真的不是为了那顿饭”
晚宴上安排了三四位记者讲话,我也是其中一个。
上台时,我说我其实还挺不好意思的。
我说,因为前段时间我确实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以前记者节、外交部还有一些晚宴和活动,今年却没有了。
我说,我当时真的不是在抱怨没饭吃,结果没想到被外交部的朋友看到了,还专门安排了这么隆重的一场晚宴。
台下马上就笑起来了。
后来大家还一直拿这件事打趣,说:“那今天这顿饭要谢谢你。”
搞得我更不好意思。
二十年前,我第一次走进外交部
我接着讲了一些这些年的回忆。
我说,我大概二十年前第一次来到伊朗外交部时,对伊朗外交官的第一印象,居然是——外交部发言人特别帅。
大家又笑了。
当然,这其实也不是玩笑。
伊朗人本来就普遍长得很好看,加上外交官大多受过很好的教育,语言表达、气质、穿着、仪态都比较讲究,所以第一次接触时,确实会让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后来时间久了,我记住的就不只是外表了。
我记得有一年秋天,外交部院子里铺满黄色的落叶。
他们没有马上把落叶扫掉,反而特意留下来,发言人还招呼记者们一起拍照,非常美好的回忆。
我还记得有一次,外交部举行声光秀,用建筑、灯光、影像讲伊朗历史和文化,请各国外交官和记者来看。
还有阿舒拉、穆哈兰姆相关的档案展,以及塔兹耶表演。
这些事情本身都不是外交谈判,却让我越来越觉得,外交部不仅是在解释伊朗的政策,也在展示伊朗这个国家。
空袭声响起,记者会没有停
我在讲话里还提到了一些战争期间的片段。
我回忆起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正在外交部参加记者会,外面突然传来战机的声音。
大家当然都听见了。
但是记者会没有停。
记者继续提问,发言人继续回答,没有人跑,也没有人表现得特别慌乱。
还有一次,是今年新年前后,外长阿拉格齐来到记者会给记者们祝贺新年。
外面突然又响起防空炮声。
我当时就在想:伊朗人真的挺勇敢。
我还跟自己说,我要向他们学习。
讲到这里,下面的人开始笑,然后又大力鼓掌。
其实回头想,那时候大家并不是不害怕。
只是已经习惯了在害怕中继续工作。
这大概也是战争真正改变人的地方。
外交官不是一张“官方面孔”
晚宴上,还有一位伊朗记者问我:
“你和伊朗外交官、外长们相处得这么近,这在别的国家是不是不太常见?”
我想了想,说,确实不太常见。
这些年我无数次采访伊朗官员,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他们很多人私下其实非常亲和,没有特别强的官架子。
记者会结束以后,大家可以站在一起聊天、吃饭、拍照。
有时候谈的也不是什么外交大事,就是普通生活。
你会突然发现,刚才坐在台上代表一个国家发言的人,走下台之后,也就是一个具体的人。
这一点是我特别喜欢伊朗的地方。
给我儿子看病的前外长
以前我们采访过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前外长韦拉亚提。
他当然是伊朗非常资深的政治人物,但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儿童医生,而且一直有自己的诊所。
有一次,我还真的带儿子去找他看病。
整个过程其实和去看一个普通医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问病情、检查、开药。
唯一提醒你这个医生身份不太普通的,就是诊所门口多站了两个膀大腰圆的保镖。
我一直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
在很多国家,一个人一旦成为高级政治人物,似乎整个人就只剩下“政治家”这个身份了。
但在伊朗,经常会看到一些政治人物同时还是教授、医生、学者。
政治是他们人生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
所以这么多年下来,我很少觉得自己采访的只是一个“官员”。
更多时候,还是一个人。
这也让我感觉,伊朗社会有一种挺独特的地方:政治当然无处不在,权力结构也非常复杂,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有时候反而没有外界想象中那么远。
阿拉格齐也被记者“围攻”
今天阿拉格齐讲话时也挺有意思。
有伊朗国家电视台的记者当场批评外交部,说他们日夜忙着工作报道,并没有不报道外交部的新闻。
这些记者其实也是天天跟着外交部跑,战争期间更是日日夜夜在报道。
阿拉格齐也没有生气。
他反过来跟记者说:“你不能只说我们不让你们报。有些我们认为非常好的报道,你们也没有播出去。”
全场一下就笑了。
我觉得他的回应其实挺好。
外交部当然代表国家立场,但记者也有记者的立场,双方彼此抱怨,其实也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僵。
今天阿拉格齐还会对不同记者逐个点评、开玩笑。
到我这里,他还笑着说,这次晚宴就是我才办起来的。
大家又开始起哄。
这种互动其实挺少见。
外长就在我前面走
散场以后,我看到阿拉格齐正好走在我前面。
我就追上去问他:
“您接受了很多媒体的采访,什么时候也接受我的采访?”
他笑着说:“以后有机会。” 他还对我说,你今天讲的很好。
我说:“好,谢谢您。”
就是这么简单几句话。
但我回来的路上一直在想,这种感觉为什么会让我印象这么深。
大概还是因为,在这里很多政治人物并不会特别刻意地让人感到高高在上。
他们当然有身份,也有保镖,有自己的政治地位。
但很多时候,他们首先还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官”。
这一点,我一直挺喜欢。
革命与外交之间
今天让我感慨更深的,其实还是另一个问题。
阿拉格齐在讲话中提到他在采访中被美国媒体问过一句话:
“你到底是革命派,还是外交派?”
他说都是,大意是他是“革命的外交官”。
这句话其实很能概括伊朗过去四十多年的外交。
伊朗政治里一直同时存在两条线。
一条是革命。
革命意味着意识形态、底线、抵抗、对抗,也意味着很多东西不能妥协。
另一条是外交。
外交却意味着理性、谈判、语言、妥协空间,以及如何在冲突中找到国家利益。
这两者看起来很矛盾。
但在伊朗,它们又一直同时存在。
所以做伊朗外交官其实非常不容易。
一方面,你必须证明自己忠于革命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你又必须和外部世界打交道,必须理解对手,甚至必须在某些问题上寻找折中。
这个尺度非常难把握。
也许正因为如此,外交部在伊朗一直是最容易被批评的部门之一。
谈判了,会有人说你软弱。
不谈判,又有人说外交失职。
协议没谈成,外交部被骂。
协议谈成了,也可能有人怀疑你是不是让步太多。
今天听阿拉格齐讲话,有时候能感觉到,他其实也有一点委屈。
他说外交部这些年经常受到攻击、批评甚至污蔑。
但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这个职位的命运。
战争时期,为什么还要办一顿饭
所以今天晚上,当我站在外交官俱乐部的花园里,看着德黑兰的夜,看着山脚下星星点点的灯火,突然有点理解,为什么外交部在这么困难的时候,还是愿意认真办这样一场活动。
战争已经改变了太多日常生活。
新闻发布会、采访、外交活动,每一件事背后都有战争的阴影。
可也正因为如此,可能更需要保留一些正常生活的东西。
一顿饭,一次聚会,一张合影,看起来都不重要。
但它们在提醒大家:外交部还在运转,记者还在工作,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还在继续。
这可能本身就是一种“正常”。
而在战争时期,正常有时候其实很珍贵。
讲完心里话,反而很轻松
今天整个活动,大家都没有太严肃。
我也没有带着那种一定要采访、一定要问到什么消息的心态。
就是坐下来,吃饭,聊天,拍照,然后把过去这些年的一些心里话讲出来。
讲完以后,很多人跟我说讲得很好。
我当然也挺高兴。
但真正让我高兴的,好像并不是“讲得好不好”。
而是突然发现,二十年真的已经过去了。
我第一次走进外交部的时候,觉得外交部的建筑美轮美奂、觉得发言人都很帅。
后来我看过他们在秋天的落叶里拍照,看过声光秀,看过战争里的记者会,也听过防空炮声中的新年祝福。
我看着一任任发言人离开那个讲台,然后有人做了副外长、大使,有人进了总统府,有人成了外交部长。
而我也从一个刚来伊朗的年轻记者,变成了一个坐在那里给他们讲“二十年前的故事”的人。
这种感觉,还是挺奇妙的。
政治家也是普通人
今晚最后留在我心里的,还是这一句话。
政治家也是普通人。
外交官也一样。
他们代表国家,有立场,有原则,也有很多不能说的话。
但他们也会笑,会开玩笑,会带太太来参加晚宴,会在秋天落叶里拍照,也会在空袭声中继续工作。
一个国家的外交,不只是它对外说了什么,也体现了这个国家是什么样子。
而我这些年在伊朗外交官身上看到的,是尊严,是学识,是文化,也是人与人之间的温度。
或许外交真正让人记住的,从来不只是一纸协议。
更多时候,是这些人与人之间很小的瞬间。
至于那顿记者晚宴——
看来我确实得替外交部更正一下:
今年,还是有的。
外交部晚宴上的讲话中文稿
最后附上我在外交部晚宴上的讲话中文稿,也是用心写的,写了我这些年的感受,也分享给大家:)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今天让我来讲一讲这些年在伊朗外交部采访的一些回忆,我其实有一点不好意思。因为前段时间我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写了一句话,说过去外交部记者会有时候还会安排晚宴,今年好像没有了。没想到这句话真的被看到了,今天还特意安排了晚宴。
所以我要先解释一下:我当时真的不是为了吃这顿饭。只是突然想起过去这些年在外交部采访的一些片段,觉得很怀念。
我在伊朗生活和工作很多年,接触过很多外交官。一直以来,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一个文明国家的气质,不仅体现在它的历史、建筑、诗歌和艺术里,也体现在它的外交官身上。
我接触过的不少伊朗外交官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很多人学习国际关系、政治学,会多种语言。他们说话很有分寸,知道什么应该坚持,什么可以解释,同时又保留着自己的个性。
这是我觉得伊朗外交很特别的一点。
它有原则性,但并不完全僵硬;有国家立场,但同时也有人情味。很多外交官和记者私下交流时非常随和,也愿意回答问题。作为记者,我们当然经常会问一些让他们不太舒服的问题,但很多时候,大家依然可以保持一种专业、坦率甚至友好的关系。
我也记得一些很小、但很美好的场景。
二十年前我作为记者刚来伊朗的时候,我觉得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特别帅。当然伊朗人都很好看。
有一年秋天,外交部院子里满是落叶,发言人邀请记者们一起拍照。
战争期间,有一次外交部发言人的记者会,我正在记笔记,就听到了战机的声音,美国和以色列又开始了对伊朗的轰炸。但现在没有人害怕,所有人都继续做自己的事情。我还记着今年新年前夕,阿拉格齐先生突然来到外交部致以新年问候,那时突然响起巨大的防空炮声,我当时想:伊朗人真的很勇敢,我要向你们学习。
还有一次,外交部晚上举办声光表演,向外国外交官和记者展示伊朗的历史和文化。
最近,外交部又举办了有关穆哈兰姆和阿舒拉的档案展和塔兹耶表演。
这些事情让我觉得,外交部不仅是在向外界解释伊朗的政策,它其实也在讲述伊朗这个国家本身。
对很多外国人来说,他们可能没有机会长期生活在伊朗。他们认识伊朗,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外交官、记者会、使馆,以及这些人与人的接触。
所以我一直认为,外交其实是伊朗非常重要的一张国家名片。
当然,作为一名记者,我也有一个个人的期待。
伊朗拥有非常丰富的外交传统,也拥有很多优秀的外交人才。我希望外交不仅是在战争、危机或者局势最紧张的时候承担“救火”的角色,而是能够成为国家长期战略中更加重要、更加稳定的一根支柱。
因为外交的力量,不只是谈判,也不只是签署协议。它还能够减少误解、避免冲突,让外界看到一个更加完整的伊朗。
这些年来,我看到的伊朗有非常强硬的一面,但也有非常温和、优雅、热爱文化和生活的一面。而很多时候,正是通过外交官,我看到了伊朗的这一面。
所以今天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总结这些年的感受,我想说:
外交不仅代表一个国家的立场,也代表一个国家的气质。对我来说,伊朗外交官所展现出的尊严、学识、文化和待人的温度,本身就是伊朗文明的一部分。
最后,也谢谢外交部这些年来对外国记者工作的支持,也感谢所有记者朋友给我的帮助,我在这里找到了朋友。也感谢我的摄影师穆森,他也是我的家人,这些年来和我一起坚守。
谢谢大家。
从清晨六点开始的一天
今天一天几乎没有停下来。
早上六点多就起床,先看新闻,接着准备连线。今天关注的还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较量,以及美伊谅解备忘录期满之后,双方究竟准备怎么走。
我的判断是,现在伊朗当然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但美国其实也一样。双方都在较劲,都想看看最后到底是谁先“眨眼”。
说到底,这已经不只是军事和经济上的博弈,而是意志力的较量。
连线结束后,我抽空锻炼了一下身体,又接受了一个国内媒体的采访,谈的是目前伊朗医疗价格,以及美以和伊朗之间的暗战,还有最近伊朗国内不断推进的反间谍、反渗透措施。对方问我伊朗的底气和硬气在哪里?我说我觉得,伊朗真正的硬气和底气,最后还是来自它的人民。
这些年我在伊朗生活,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伊朗人是一个非常有韧性的民族。很多人受教育程度很高,也很爱国、很尽责、很能吃苦。这里说的“爱国”,不一定是每天喊什么口号,也不一定代表他们认同政府的所有政策。恰恰相反,很多普通人对经济、腐败、管理效率都有很多不满,但到了自己的岗位上,他们还是会把事情做下去。
比如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很多人的收入已经非常低,折合下来一个月可能也就是两百美元左右,生活压力非常大,但因为还有病人,他们还是每天去上班,还是在咬牙坚持。
他们可能不会说自己有什么很高的“政治觉悟”,甚至可能私下里对很多现实非常抱怨,但他们会觉得:这个病人是我的病人,这件事情是我的责任,我不能不管。
我觉得这其实才是一个国家真正能够撑下去的东西。
伊朗经历了十多年的严厉制裁,经济状况不断恶化,普通人的生活也越来越困难。但这个社会到今天还能运转,不只是因为政府有多少资源,也不是因为有多少导弹,而是因为大量普通人在基层还是真心做事。
医生还在看病,护士还在照顾病人,老师还在教书,司机还在开车,商店还在营业,邻里之间还在互相帮忙。
真正支撑一个国家的,很多时候就是这些看起来最普通的人。
所以如果问我伊朗的底气在哪里,我会说,它最深层的底气,是一种社会韧性。
是普通人即使对现实有不满,仍然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工作,也愿意帮助身边的人;是在长期压力之下形成的那种自助、互助和责任感。
我觉得,一个国家真正难以被击垮,不是因为所有人都没有抱怨,而是因为即使有抱怨,大多数人仍然没有放下手里的事情。
我觉得,这才是伊朗真正的硬气。
中间本来还想去游泳,但今天的新闻实在太密。
回来以后,又开始赶卡利巴夫讲话的报道。
他的表态非常明确:霍尔木兹海峡不能重新开放。要重新开放,美国首先必须满足几个条件——停止对伊朗的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
这几乎就是把伊朗现阶段的底线重新完整地说了一遍。
一场并没有出现的“领袖现身”
下午又突然来了新的连线。
中国那边关注到一个消息,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可能参加他父亲去世四十天的纪念仪式。
伊朗有一个传统,人去世四十天之后,会举行纪念活动。当天确实有一场很重要的仪式,也是在德黑兰大清真寺举行的,议长、总统、领袖家人、议会代表等很多高级官员都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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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因为波斯语和英文表述里有些含义比较微妙,外界就进一步解读成“领袖可能露面”,国内也因此临时让我连线。
我后来在连线里说得比较谨慎:这种规格的活动当然非常重要,但从目前的公开信息看,并不能因此判断穆杰塔巴一定会现身。我个人也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他仍然不太可能轻易公开露面。
新闻就是这样。有时候一个词、一句话,就会迅速被放大成另一层意思。
一路堵车,赶去外交部晚宴
做完一天的连线,晚上六点半连线结束,我几乎是立刻出门,赶去参加外交部为记者举办的晚宴。
今天路上车特别多,我一路赶过去。
但到了现场以后,我还是有点惊喜。
这次活动办得比我想象中隆重,也很高雅。
地点是在外交部外交官俱乐部,位于德黑兰东北部的山上。那里有一个很大的花园,夏天比市区凉快很多,环境也非常漂亮,里面还有一个大厅。
外长阿拉格齐来了,外交部发言人来了,总统府发言人来了,过去几任的外交部发言人也来了,看到他们,我觉得很亲切。
坐在那里看着大屏幕关于历代发言人的介绍,我突然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从老到中到青,一代又一代外交部发言人,很多人后来都走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前外交部发言人穆萨维后来到了总统府,负责政治事务;阿拉格齐过去也做过外交部发言人,现在成了外交部长;副外长哈提卜扎德也曾经做过发言人。
这让我又一次意识到,在伊朗外交体系里,外交部发言人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他不仅仅是在记者会上念声明,而是在最公开的位置上训练如何代表国家说话,如何处理压力,如何面对国内外媒体,也如何在各种敏感问题之间寻找表达的边界。
战争里的记者,也带着家人来了
今天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很温暖的细节:这次可以带家属。
很多记者带着自己的伴侣一起来。穆森也带着自己的太太来了。
战争期间,大家每天都在新闻、警报、爆炸声、空袭、防空炮之间生活。记者尤其如此,很多时候别人只看到镜头前的记者,却不太会想到,镜头后面其实还有一个家庭。
所以今天看到大家带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聊天,我觉得这种安排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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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台时,我说我其实还挺不好意思的。
我说,因为前段时间我确实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以前记者节、外交部还有一些晚宴和活动,今年却没有了。
我说,我当时真的不是在抱怨没饭吃,结果没想到被外交部的朋友看到了,还专门安排了这么隆重的一场晚宴。
台下马上就笑起来了。
后来大家还一直拿这件事打趣,说:“那今天这顿饭要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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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我第一次走进外交部
我接着讲了一些这些年的回忆。
我说,我大概二十年前第一次来到伊朗外交部时,对伊朗外交官的第一印象,居然是——外交部发言人特别帅。
大家又笑了。
当然,这其实也不是玩笑。
伊朗人本来就普遍长得很好看,加上外交官大多受过很好的教育,语言表达、气质、穿着、仪态都比较讲究,所以第一次接触时,确实会让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后来时间久了,我记住的就不只是外表了。
我记得有一年秋天,外交部院子里铺满黄色的落叶。
他们没有马上把落叶扫掉,反而特意留下来,发言人还招呼记者们一起拍照,非常美好的回忆。
我还记得有一次,外交部举行声光秀,用建筑、灯光、影像讲伊朗历史和文化,请各国外交官和记者来看。
还有阿舒拉、穆哈兰姆相关的档案展,以及塔兹耶表演。
这些事情本身都不是外交谈判,却让我越来越觉得,外交部不仅是在解释伊朗的政策,也在展示伊朗这个国家。
空袭声响起,记者会没有停
我在讲话里还提到了一些战争期间的片段。
我回忆起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正在外交部参加记者会,外面突然传来战机的声音。
大家当然都听见了。
但是记者会没有停。
记者继续提问,发言人继续回答,没有人跑,也没有人表现得特别慌乱。
还有一次,是今年新年前后,外长阿拉格齐来到记者会给记者们祝贺新年。
外面突然又响起防空炮声。
我当时就在想:伊朗人真的挺勇敢。
我还跟自己说,我要向他们学习。
讲到这里,下面的人开始笑,然后又大力鼓掌。
其实回头想,那时候大家并不是不害怕。
只是已经习惯了在害怕中继续工作。
这大概也是战争真正改变人的地方。
外交官不是一张“官方面孔”
晚宴上,还有一位伊朗记者问我:
“你和伊朗外交官、外长们相处得这么近,这在别的国家是不是不太常见?”
我想了想,说,确实不太常见。
这些年我无数次采访伊朗官员,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他们很多人私下其实非常亲和,没有特别强的官架子。
记者会结束以后,大家可以站在一起聊天、吃饭、拍照。
有时候谈的也不是什么外交大事,就是普通生活。
你会突然发现,刚才坐在台上代表一个国家发言的人,走下台之后,也就是一个具体的人。
这一点是我特别喜欢伊朗的地方。
给我儿子看病的前外长
以前我们采访过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前外长韦拉亚提。
他当然是伊朗非常资深的政治人物,但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儿童医生,而且一直有自己的诊所。
有一次,我还真的带儿子去找他看病。
整个过程其实和去看一个普通医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问病情、检查、开药。
唯一提醒你这个医生身份不太普通的,就是诊所门口多站了两个膀大腰圆的保镖。
我一直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
在很多国家,一个人一旦成为高级政治人物,似乎整个人就只剩下“政治家”这个身份了。
但在伊朗,经常会看到一些政治人物同时还是教授、医生、学者。
政治是他们人生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
所以这么多年下来,我很少觉得自己采访的只是一个“官员”。
更多时候,还是一个人。
这也让我感觉,伊朗社会有一种挺独特的地方:政治当然无处不在,权力结构也非常复杂,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有时候反而没有外界想象中那么远。
阿拉格齐也被记者“围攻”
今天阿拉格齐讲话时也挺有意思。
有伊朗国家电视台的记者当场批评外交部,说他们日夜忙着工作报道,并没有不报道外交部的新闻。
这些记者其实也是天天跟着外交部跑,战争期间更是日日夜夜在报道。
阿拉格齐也没有生气。
他反过来跟记者说:“你不能只说我们不让你们报。有些我们认为非常好的报道,你们也没有播出去。”
全场一下就笑了。
我觉得他的回应其实挺好。
外交部当然代表国家立场,但记者也有记者的立场,双方彼此抱怨,其实也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僵。
今天阿拉格齐还会对不同记者逐个点评、开玩笑。
到我这里,他还笑着说,这次晚宴就是我才办起来的。
大家又开始起哄。
这种互动其实挺少见。
外长就在我前面走
散场以后,我看到阿拉格齐正好走在我前面。
我就追上去问他:
“您接受了很多媒体的采访,什么时候也接受我的采访?”
他笑着说:“以后有机会。” 他还对我说,你今天讲的很好。
我说:“好,谢谢您。”
就是这么简单几句话。
但我回来的路上一直在想,这种感觉为什么会让我印象这么深。
大概还是因为,在这里很多政治人物并不会特别刻意地让人感到高高在上。
他们当然有身份,也有保镖,有自己的政治地位。
但很多时候,他们首先还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官”。
这一点,我一直挺喜欢。
革命与外交之间
今天让我感慨更深的,其实还是另一个问题。
阿拉格齐在讲话中提到他在采访中被美国媒体问过一句话:
“你到底是革命派,还是外交派?”
他说都是,大意是他是“革命的外交官”。
这句话其实很能概括伊朗过去四十多年的外交。
伊朗政治里一直同时存在两条线。
一条是革命。
革命意味着意识形态、底线、抵抗、对抗,也意味着很多东西不能妥协。
另一条是外交。
外交却意味着理性、谈判、语言、妥协空间,以及如何在冲突中找到国家利益。
这两者看起来很矛盾。
但在伊朗,它们又一直同时存在。
所以做伊朗外交官其实非常不容易。
一方面,你必须证明自己忠于革命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你又必须和外部世界打交道,必须理解对手,甚至必须在某些问题上寻找折中。
这个尺度非常难把握。
也许正因为如此,外交部在伊朗一直是最容易被批评的部门之一。
谈判了,会有人说你软弱。
不谈判,又有人说外交失职。
协议没谈成,外交部被骂。
协议谈成了,也可能有人怀疑你是不是让步太多。
今天听阿拉格齐讲话,有时候能感觉到,他其实也有一点委屈。
他说外交部这些年经常受到攻击、批评甚至污蔑。
但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这个职位的命运。
战争时期,为什么还要办一顿饭
所以今天晚上,当我站在外交官俱乐部的花园里,看着德黑兰的夜,看着山脚下星星点点的灯火,突然有点理解,为什么外交部在这么困难的时候,还是愿意认真办这样一场活动。
战争已经改变了太多日常生活。
新闻发布会、采访、外交活动,每一件事背后都有战争的阴影。
可也正因为如此,可能更需要保留一些正常生活的东西。
一顿饭,一次聚会,一张合影,看起来都不重要。
但它们在提醒大家:外交部还在运转,记者还在工作,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还在继续。
这可能本身就是一种“正常”。
而在战争时期,正常有时候其实很珍贵。
讲完心里话,反而很轻松
今天整个活动,大家都没有太严肃。
我也没有带着那种一定要采访、一定要问到什么消息的心态。
就是坐下来,吃饭,聊天,拍照,然后把过去这些年的一些心里话讲出来。
讲完以后,很多人跟我说讲得很好。
我当然也挺高兴。
但真正让我高兴的,好像并不是“讲得好不好”。
而是突然发现,二十年真的已经过去了。
我第一次走进外交部的时候,觉得外交部的建筑美轮美奂、觉得发言人都很帅。
后来我看过他们在秋天的落叶里拍照,看过声光秀,看过战争里的记者会,也听过防空炮声中的新年祝福。
我看着一任任发言人离开那个讲台,然后有人做了副外长、大使,有人进了总统府,有人成了外交部长。
而我也从一个刚来伊朗的年轻记者,变成了一个坐在那里给他们讲“二十年前的故事”的人。
这种感觉,还是挺奇妙的。
政治家也是普通人
今晚最后留在我心里的,还是这一句话。
政治家也是普通人。
外交官也一样。
他们代表国家,有立场,有原则,也有很多不能说的话。
但他们也会笑,会开玩笑,会带太太来参加晚宴,会在秋天落叶里拍照,也会在空袭声中继续工作。
一个国家的外交,不只是它对外说了什么,也体现了这个国家是什么样子。
而我这些年在伊朗外交官身上看到的,是尊严,是学识,是文化,也是人与人之间的温度。
或许外交真正让人记住的,从来不只是一纸协议。
更多时候,是这些人与人之间很小的瞬间。
至于那顿记者晚宴——
看来我确实得替外交部更正一下:
今年,还是有的。
外交部晚宴上的讲话中文稿
最后附上我在外交部晚宴上的讲话中文稿,也是用心写的,写了我这些年的感受,也分享给大家:)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今天让我来讲一讲这些年在伊朗外交部采访的一些回忆,我其实有一点不好意思。因为前段时间我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写了一句话,说过去外交部记者会有时候还会安排晚宴,今年好像没有了。没想到这句话真的被看到了,今天还特意安排了晚宴。
所以我要先解释一下:我当时真的不是为了吃这顿饭。只是突然想起过去这些年在外交部采访的一些片段,觉得很怀念。
我在伊朗生活和工作很多年,接触过很多外交官。一直以来,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一个文明国家的气质,不仅体现在它的历史、建筑、诗歌和艺术里,也体现在它的外交官身上。
我接触过的不少伊朗外交官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很多人学习国际关系、政治学,会多种语言。他们说话很有分寸,知道什么应该坚持,什么可以解释,同时又保留着自己的个性。
这是我觉得伊朗外交很特别的一点。
它有原则性,但并不完全僵硬;有国家立场,但同时也有人情味。很多外交官和记者私下交流时非常随和,也愿意回答问题。作为记者,我们当然经常会问一些让他们不太舒服的问题,但很多时候,大家依然可以保持一种专业、坦率甚至友好的关系。
我也记得一些很小、但很美好的场景。
二十年前我作为记者刚来伊朗的时候,我觉得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特别帅。当然伊朗人都很好看。
有一年秋天,外交部院子里满是落叶,发言人邀请记者们一起拍照。
战争期间,有一次外交部发言人的记者会,我正在记笔记,就听到了战机的声音,美国和以色列又开始了对伊朗的轰炸。但现在没有人害怕,所有人都继续做自己的事情。我还记着今年新年前夕,阿拉格齐先生突然来到外交部致以新年问候,那时突然响起巨大的防空炮声,我当时想:伊朗人真的很勇敢,我要向你们学习。
还有一次,外交部晚上举办声光表演,向外国外交官和记者展示伊朗的历史和文化。
最近,外交部又举办了有关穆哈兰姆和阿舒拉的档案展和塔兹耶表演。
这些事情让我觉得,外交部不仅是在向外界解释伊朗的政策,它其实也在讲述伊朗这个国家本身。
对很多外国人来说,他们可能没有机会长期生活在伊朗。他们认识伊朗,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外交官、记者会、使馆,以及这些人与人的接触。
所以我一直认为,外交其实是伊朗非常重要的一张国家名片。
当然,作为一名记者,我也有一个个人的期待。
伊朗拥有非常丰富的外交传统,也拥有很多优秀的外交人才。我希望外交不仅是在战争、危机或者局势最紧张的时候承担“救火”的角色,而是能够成为国家长期战略中更加重要、更加稳定的一根支柱。
因为外交的力量,不只是谈判,也不只是签署协议。它还能够减少误解、避免冲突,让外界看到一个更加完整的伊朗。
这些年来,我看到的伊朗有非常强硬的一面,但也有非常温和、优雅、热爱文化和生活的一面。而很多时候,正是通过外交官,我看到了伊朗的这一面。
所以今天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总结这些年的感受,我想说:
外交不仅代表一个国家的立场,也代表一个国家的气质。对我来说,伊朗外交官所展现出的尊严、学识、文化和待人的温度,本身就是伊朗文明的一部分。
最后,也谢谢外交部这些年来对外国记者工作的支持,也感谢所有记者朋友给我的帮助,我在这里找到了朋友。也感谢我的摄影师穆森,他也是我的家人,这些年来和我一起坚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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