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A4紙上，房子倒了，樹也倒了，地震過後的世界一片殘破，只有角落的一個垃圾桶還站著。「為什麼這個垃圾桶沒有倒？」葉啓斌問。 畫畫的是一名六、七歲的小女孩，她在九二一大地震中失去了家人。女孩看著圖畫，回答：「因為我就是那個垃圾桶。」 多年後，葉啓斌仍清楚記得這句話。女孩覺得家人都走了，毫無用處的自己卻活了下來。在精神醫學裡，這叫「倖存者罪惡感」；在孩子心裡，卻是一道不知道該如何說出口的傷。 看見別人沒有說出口的痛，幾乎貫穿了葉啓斌的人生。 前三軍總醫院基隆分院院長、三總內湖總院副院長，現任國防醫學大學教授、三總精神醫學部專任主治醫師的葉啓斌，是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界的資深權威，也是兼具臨床、研究與醫院管理經驗的重量級精神科醫師。 然而，他最初學會觀察的對象並非人類，而是外公花圃裡的蜜蜂、螞蟻與青蛙。 外公的花圃，是他童年的遊樂園 葉啓斌童年主要由住在台中大甲的外公、外婆帶大。當時沒有精緻的玩具，外公的稻田和花圃，就是他最遼闊的遊樂園。 花圃裡的蜜蜂、螞蟻、青蛙，以及各種叫不出名字的小生物，都是他的玩伴。他觀察牠們如何移動、覓食、保護自己，也大膽伸手碰觸。 「你相信我敢徒手抓蜜蜂嗎？小時候連虎頭蜂我都敢抓。」 進入幼稚園後，葉啓斌北上與父母共同生活。城市裡少了田野與小動物，他便把觀察的目光轉向身邊的人。 葉啓斌說自己小時候就會觀察別人。（資料照，取自臉書粉專普懷醫學診所） 每天上學、放學途中，他最大的樂趣，就是觀察街上的陌生人：這個人為什麼這樣走路？那個人的表情透露了什麼？能否從一個人的姿勢、動作與神情，推測他的性格與心情？ 或許就在那個時候，精神科醫師的種子已悄悄埋下。只是年少的葉啓斌還不知道，自己未來閱讀的，將是一個又一個人的生命故事。 為減輕家計考軍校，報到後才發現出不去了 葉啓斌小時候家境並不寬裕。長輩建議他參加軍校聯招，最好能考進國防醫學院，除了不用繳學費，還有薪資補助，畢業後成為醫師，也能擁有較穩定的生活。 父母對他抱持很深的期待，葉啓斌也不負眾望，以優異成績考入國防醫學院。只是，他當時一心想著「念醫學院」，竟然忘了國防醫學院同時也是軍校。 國防醫學院同時也是軍校。。（新新聞資料照） 報到那天，他沒有帶足夠的衣物與生活用品，傻傻走進校門，直到想要外出，才發現大門有衛兵看守，學生不能隨意進出。 「我那時候才想，天啊，真的要念這個學校了，以後會不會一點自由都沒有？」 木已成舟，他只好趕快通知家人，請家人把衣物及生活用品寄到學校。這場有些陰錯陽差的選擇，從此把他帶進軍醫體系，也開啓往後數十年的醫療生涯。 一部猴子實驗影片，把他帶進精神醫學 國防醫學院學生選擇實習與專科，必須依照成績排序。當時每屆有一百多人，約只有前20名畢業後有機會留在三軍總醫院，其餘畢業生則分發至各地軍醫院。 葉啓斌在神經內科實習時，第一次上神經解剖學。同學面對複雜的神經構造與嚴格評分，個個念得痛苦不堪，他卻覺得異常有趣。 其中一堂課，老師播放自己在美國進修時錄製的實驗影片。研究人員把極細的電極放入猴子大腦不同區域，透過刺激改變猴子的肢體活動、食欲，甚至影響牠的攻擊行為。 那部影片令葉啓斌大開眼界。他原以為，人的心理變化主要就是喜怒哀樂，沒想到行為、欲望與情緒，竟與大腦神經有如此深刻的連結。 因為太著迷神經科學，他連續兩年都到神經內科實習，一度決定成為神經內科醫師。此時一名總醫師告訴他，有個新興學門正在崛起，那就是精神醫學。精神科同時研究大腦、行為與心理，正好符合他對行為科學的興趣。 他仔細思考後發現，神經內科探索大腦如何控制身體；精神科則進一步理解大腦、心理、家庭與社會環境如何共同塑造一個人。 最後，他選擇了一個自己從未正式實習過的專科──精神科。 父親氣得幾個月不說話 三十多年前，精神疾病承受的社會汙名遠比今天嚴重。當時就連醫界內部，也有人對精神科抱持偏見，更遑論傳統家庭。「我爸爸就是典型的老一輩。他聽到我選精神科，氣得好幾個月不跟我說話。」 父親好不容易開口，仍忍不住責備他：醫院裡有內科、外科等那麼多「好科」可以選，為什麼偏偏要選一個沒有多少病人願意上門的精神科？ 當時台灣還沒有全民健保，精神疾病治療時間長，也可能反覆發作，長期醫療費用對一般家庭是沉重負擔。許多家庭擔心被鄰居知道家中有精神疾病患者，選擇把病人藏在家中，極少主動求助。 全民健保實施後，精神醫療的可近性提高，願意接受治療的病人增加，但汙名並未完全消失。直到現在，許多人看精神科仍十分低調，名人或具有社會地位者就診時，更經常再三要求醫師保密。 一名曾提拔葉啓斌的長官，每次遇到他，總會笑著向旁人介紹：「啓斌啊，你是我看過唯一正常的精神科醫師。」這句話看似玩笑，背後卻透露根深柢固的偏見：有人至今仍認為，會選擇精神科的人，本身可能就「不太正常」。 葉啓斌沒有因此後悔。他反而發現，精神科讓他獲得一種其他科別少有的機會──閱讀別人的人生。 「我的專業可以帶領我看到每一名患者從小到大的樣子，理解他為什麼會變成現在這個人。這應該也算是精神科醫師的特權吧！」 許多成人的傷，都能一路追溯到童年 成為精神科醫師後，葉啓斌將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選為次專科。 臨床上，他看到許多罹患憂鬱症、焦慮症、思覺失調症，或者長期有人際與情緒問題的成人，生命中的傷痕往往可以一路追溯到童年。有人曾經遭受霸凌、虐待或忽視；有人長年處於家庭衝突；也有人在最需要幫助的時候，被當成叛逆、懶惰或難以管教的孩子。 如果當時能有專業人員及早介入，有些傷害或許不會一路累積到成年，最後演變成更嚴重的精神問題。「兒童青少年精神治療，真的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 看見他的興趣與決心，葉啓斌擔任主治醫師第一年，老師便安排他前往美國耶魯大學兒童研究中心進修。然而，就在即將成行前，台灣發生了九二一大地震。 他們不找精神科醫師，我們就走進帳篷找他們 九二一大地震後，軍方醫院接獲命令，必須立即派遣精神科醫師前往災區，協助災民進行心理重建。即將出國的葉啓斌也不例外，他先後帶領兩個梯次的團隊深入災區。 當時多數人對心理治療相當陌生。面對失去家人與家園的巨大創傷，災民可能願意到廟裡收驚、到國術館推拿，卻不會主動尋找精神科醫師、心理師或社工。 「沒有關係，他們不來找我們，我們就去找他們。」 面對失去家人與家園的巨大創傷，九二一災民可能願意到廟裡收驚、到國術館推拿，卻不會主動尋找精神科醫師、心理師或社工。（新新聞資料照） 葉啓斌與團隊走進一頂又一頂帳篷，以聊天的方式接近災民，傾聽他們在地震中的經歷。他們把精神醫療從診間帶進災區，發展出主動出擊的社區服務模式，後來更因服務成果獲得全國第一名及總統表揚。 也就是在災區，他遇見了那名把自己畫成垃圾桶的小女孩。 葉啓斌透過媒體向各地募集玩具，希望用孩子熟悉的方式撫慰倖存者的心靈。消息傳出後，各地湧入的玩具數量遠超過預期，也讓災區的孩子知道，仍有很多人關心他們。 軍服下的救災士兵，也只是一群二十歲的孩子 除了倖存災民，葉啓斌也注意到另一群被忽略的人──參與救災的軍人。 那些每天搬運遺體、進出瓦礫堆的士兵，很多才剛滿二十歲。草綠色軍服讓他們看起來堅強，軍服底下卻藏著一顆顆惶恐不安的心。 在九二一大地震後，國軍部隊快速地抵達災區救災。（新新聞資料照） 他替參與救災的士兵抽血，分析巨大壓力對身體造成的變化，再把資料帶到耶魯大學進一步研究及發表。這些研究讓他看見，心理壓力並不只停留在情緒層面，也可能透過發炎反應影響身體。 這段經歷讓他更加確信，精神醫學研究的是一個完整的人。心理與身體緊密相連，一場創傷可能同時在記憶、情緒、大腦與身體留下痕跡。 替被誤解的妥瑞氏症孩子說話 在耶魯大學進修期間，葉啓斌也深入研究妥瑞氏症。患者可能出現無法控制的動作或聲音，有些人甚至會不自主說出不適當的詞語。早期社會不了解這種疾病，曾把患者形容為「被魔鬼附身」，讓孩子與家庭承受沉重汙名。 為了探討疾病機制，他進行血清與動物研究，進一步證明妥瑞氏症具有生物學基礎，與遺傳、大腦神經及發育過程密切相關，不能簡化為孩子故意搗蛋或家庭管教失敗。 電影《叫我第一名》主角患了妥瑞氏症，連「考試資格」都得拚命爭取。但在考試中，卻因為症狀發作而無法順利寫完題目...（資料照，取自YouTube影片） 部分患者進入青春期後，症狀會逐漸減輕。如果能在成長初期提供友善環境、降低壓力及症狀影響，患者依然能擁有良好生活，甚至在各個專業領域展現傑出成就。 對葉啓斌而言，研究的意義也在替被誤解的孩子說話：許多被大人當成壞習慣或怪異行為的表現，背後其實有大腦神經與發育的原因。理解疾病，才能減少責備與汙名。 閱讀別人的人生，也要承受別人的痛 外界常說，醫師忙著照顧病人，容易忘記照顧自己。精神科醫師每天傾聽病人的創傷、絕望與家庭衝突，更可能長期承受情緒壓力。 葉啓斌坦言，這樣的說法並非毫無根據。年輕時，他很快就能進入病人的情緒，理解對方的痛苦，再給予適當回應。這種高度同理讓他成為更敏銳的醫師，也把病人的悲傷帶進自己的生活。 即使回到家，他腦中仍不斷想著病人的事情：那個孩子回家後安全嗎？那位陷入絕望的患者會不會傷害自己？長期牽掛之下，他一度經常失眠。 隨著年齡增長與臨床經驗累積，他逐漸體會，即使傾注全部心力，醫師可以改變的事情仍有極限。他必須盡最大的努力，也要接受生命中有些結果無法由一個人控制。 佛教信仰讓他學習放下，也讓他理解盡力之後，仍要尊重因緣與生命自身的道路。 太太放棄升遷，讓他能夠全心投入 回首多年醫療、研究與行政生涯，葉啓斌坦言，如果沒有家庭支持，他不可能走到今天。 尤其是妻子，為了照顧家庭與兩人唯一的兒子，放棄自己的升遷機會，承擔更多家庭責任，讓他得以沒有後顧之憂地投入醫療與研究。 葉啓斌閱讀過無數家庭的故事，也更清楚一個穩定家庭對人的意義。醫師可以在診間幫助病人，回到家後，醫師自己也需要有人接住。 接連卸下三總基隆分院院長及三總內湖總院副院長職務後，他重新找回生活中的留白。如今釋放壓力最好的方式，是陪太太追劇、與三五好友聚餐談心，或者跑到學校及社區運動場，跟年輕人一起打籃球。 他知道自己多半會被年輕人「痛宰」，還是打得十分過癮。 從大甲花圃裡觀察蜜蜂、螞蟻與青蛙，到上學路上揣摩陌生人的性格；從軍校門口那個突然發現「進來就出不去」的少年，到走進九二一災區帳篷的精神科醫師；從研究大腦、壓力與妥瑞氏症，到在診間聆聽一個又一個家庭的故事，葉啓斌的人生始終繞著同一件事前進──理解生命為什麼會變成現在的模樣。 當年父親無法理解，他為什麼放著內科、外科不選，偏偏進入充滿汙名的精神科。多年後，這個選擇讓他看見人的大腦如何影響行為，也看見童年的傷如何跟著一個人走進成年。 精神科醫師或許無法替每一名患者改寫人生，卻可以在他們最混亂、最孤單的時刻，陪他們重新理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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