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1962年获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随后任教于密歇根大学。1966年转回哈佛，1967年任副教授，1969年升任正教授。1973至1975年间，他请假回香港，出任新亚书院院长，并兼任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1977年转赴耶鲁，1987年又到普林斯顿。1974年，他获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那年44岁。
只看学术履历，无可挑剔，以出类拔萃形容并不为过。但是象牙塔背后却是一条被战争、流放与政治变局反复切割的人生道路。
他出生在天津，父亲余协中当时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母亲生他时难产过世，父亲随后离开伤心地，四处奔波，他被伯父带回安徽潜山寄养。中日战争结束后，他北上与父亲团聚，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
不久国共战事蔓延，父亲携继母与幼弟逃往舟山，辗转台湾、香港。1950年初，他到香港与父亲短暂团聚。返回北京途中，火车停靠石龙几个小时，他忍不住思索是否父母比国家更需要他照顾。他后来回忆，自嘲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战胜了“爱国主义”。出了香港不能再入境，他找到黄牛党，以当时不是小数目的一百港元，打通回港道路。
晚年及身后，围绕他的经历陆续出版了《余英时谈话录》、《余英时回忆录》、《余英时访谈录》、《余英时传》等著作。当然，还得一提我的学生叶汉伦所写的《士志于道：余英时及其中国知识人研究述论》。关于余英时个人经历如何渗透进他的学术关怀，如今已经有相当丰富的整理。
我第一次读到他从广州折返香港的过程，是在他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中，这是他人生第一个决定性转向。他后来拜入钱穆门下，在1950年代的香港，余家生活窘迫，他从未想过出国留学。缘分来自哈佛燕京学社。
1954年，哈佛燕京学社致函新亚书院，邀请35岁以下的教师赴哈佛访问。当时新亚书院没有符合年龄条件的教师。第二年，新亚迎来第一届本科毕业生，余英时是其中之一，钱穆安排他以助教身份前往哈佛。
余英时走出了另一条路
赴美之路并不顺利。当时在香港的中国人赴美，需要中华民国护照。因为有人以他在香港为所谓“第三势力”刊物撰文，指其反国民党，他的护照申请被搁置。后来，在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建议下，他以“一个无国籍之人”的身份，通过替代方式合法赴美。
因为“未持有任何国家颁发的护照”，余英时在很长时间都无国籍，他没有过分在意。没有法定身份，并不能阻止他在文化意义上做一个“中国人”。
余英时在回忆录中讲起生命的转折，都是轻描淡写的，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后，他师从杨联陞攻读博士学位。余英时是钱穆最得意门生，杨联陞戏称他是“带艺投师”，日记中多次记录对这位学生的欣赏。
一个偶然的关口转向另一个偶然的关口。1958年秋天他偶然读到陈寅恪《论再生缘》的油印稿本，精神上受到极大震荡，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哀鸣，过去只是“耳熟能详”，通过《论再生缘》，他第一次感受到声音的真切，而发言者又是他完全信任的陈寅恪。《论再生缘》没有一句直接谈现实，但“弦外之音，清晰可闻”。
他猛然意识到，他“想要在自己的文化中安身立命似乎只是一种幻觉”，他失去的其实不只是一个国家，更是一种文化。与其说一切源头在“无国籍”，不如说是一个读书人在异乡面对自身文化归属时所产生的深刻危机。
“天末彤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他说王国维《浣溪沙》中词句，是当时痛失国家、痛失文化的心情写照。天色渐暗，孤雁逆风而飞，四顾茫然，找不到可以安身的地方。
余英时说陈寅恪对中国文化一往情深，著述都是为了阐发它最深刻的涵义，以致不肯离开国土。中国文化传统中有“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孝道”原理，陈寅恪则创造性将其发展成“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之邦”。余英时说研究陈寅恪不应涉及政治，只需反复不断地说：“文化、文化、文化……”。
余英时的思维启发了我，他的一些文字也深深打动了我。认同危机是他研究陈寅恪的动力。阅读与写作，让无处安放的心灵，找到安歇之所。
未到哈佛之前，我已先后去过普林斯顿和耶鲁。想到这位学人留下的足迹，回来重读他的文字。王国维终究投湖而死，“江湖寥落尔安归”一句，读来令人恻然。余英时走出了另一条路。同样逆风而飞，仍有孤雁飞得更远。王国维的悲问，到了他这里，转化成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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