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何燕羚、郭晓芳
（吉隆坡25日讯）中东战事冲击全球能源与金融市场，大马外债亦在第二季明显加速攀升，截至6月30日已增至1兆5097亿令吉，单季增加700亿令吉；若与去年底相比，短短半年更大增1149亿令吉，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率也从68.9%重新升至71.6%。
大马外债占GDP比率去年底才刚降至70%以下，但今年第一季已经回升至70.1%，第二季进一步升至71.6%，半年提高2.7%。
《南洋商报》根据国家银行第二季经济报告公布的数据进行梳理分析发现，大马外债不仅总额在第二季明显增加，债务结构也出现值得关注的变化，包括短期外债占比升高、外币计价债务突破1兆令吉，以及公司间贷款和银行同业借贷同步增加。
去年底，大马外债为1兆3948亿令吉，今年3月底增至1兆4397亿令吉，到了6月底冲高至1兆5097亿令吉。
今年首季外债增加449亿令吉，第二季增幅扩大至700亿令吉，外债累积速度明显加快。
第二季正是中东冲突对全球能源价格、贸易融资、企业供应链及国际金融市场影响更全面反映的季度，企业及金融机构对外融资、流动性及营运资金需求的变化，都可能反映在外债数据。
不过，这外债并非单指联邦政府债务，而是整个大马经济体系对非居民承担的债务，包括银行、企业、政府及其他经济主体的对外负债。
因此，1.5兆令吉不能简单解读为政府欠外国1.5兆令吉，判断一个经济体的外债风险，必须同时观察短期债务、外币债务、外汇储备、经常账表现、银行体系流动性，以及借款主群本身是否拥有相应的外币资产及收入。
短期外债单季增553亿
第二季大马外债增加700亿令吉，其中近80%来自短期外债，短债单季增加553亿令吉至6689亿令吉，占整体外债比重升至44.3%，显示这轮外债扩张主要集中在期限较短、对融资环境变化更敏感的债务。
截至3月31日，大马短期外债为6136亿令吉，到了6月底已经增至6689亿令吉，一个季度增加553亿令吉。
相比去年底的5953亿令吉，半年增加736亿令吉，相当于增长约12.4%。
短期外债占整体外债比率，也从去年底42.7%，升至今年6月底的44.3%。
反观中长期外债，第二季仅从8260亿令吉增至8408亿令吉，单季增加148亿令吉。
这意味着，第二季700亿令吉的外债增幅中，接近80%来自短期外债！
短期债务本身虽不等同风险，因为银行同业融资、贸易信贷等本来就具有较短期限；但短债比重持续提高，表示未来一年需要展期或偿还的债务规模同步扩大。
一旦国际融资环境收紧、美元资金成本走高或金融市场风险偏好突然转弱，短期融资对市场变化通常也会更加敏感。
外币债突破1兆半年增幅占新增外债85%
我国外债上半年增加1149亿令吉，其中约85%来自外币计价债务，推动外币外债在6月底突破1兆令吉；在中东战事加剧全球资金与汇率波动下，令吉走势将成为接下来观察外债风险的重要因素。
截至去年12月31日，大马外币计价外债为9374亿令吉，今年3月底增至9705亿令吉，6月底更突破1兆令吉，达到1兆349亿令吉。
半年增加975亿令吉，相当于增长约10.4%。
相比之下，令吉计价外债同期仅从去年12月31日的4574亿令吉，增至4748亿令吉，增加174亿令吉。
以增量计算，今年上半年新增的1149亿令吉外债中，约85%来自外币计价债务增加。
接下来除了利率，汇率走势也成为观察外债的重要因素。
尤其在中东战事令国际资金避险情绪及汇率波动加剧下，如果令吉走弱，以令吉计算的外币债务规模也可能被放大。
公司间贷款增逾300亿
进一步拆解可见，这轮外债增加并非主要由海外发债推动，而是更多来自公司间贷款、银行同业借贷及非居民存款增加。
截至6月底，非居民持有的大马国内债券达到3096亿令吉，成为主要外债组成之一。
公司间贷款则由去年底2362亿令吉，增至6月底2673亿令吉，半年增加311亿令吉。
银行同业借贷同期从2419亿令吉增至2647亿令吉，增加228亿令吉；非居民存款也从1515亿令吉提高至1667亿令吉。
贷款则从955亿令吉增至1035亿令吉。
不过，债券及票据反而由去年底1529亿令吉，降至6月底1490亿令吉。
这组结构也说明，外债增加并非主要来自企业大举发行海外债券，而更多反映公司间融资、银行同业资金及其他跨境资金往来增加。
吴林泰
吴林泰：免把负担留下一代做好3件事守住财政
马大商业经济系副系主任吴林泰博士指出，外债增加不一定是负面现象，大马只需做好三件事，即维持经济增长、提高公共开销效率，以及建立公平税收制度，就能维持财政韧性，避免把越来越大的财政负担留给下一代。
他说，判断外债风险的关键在于，它是否与经济活动和生产力匹配。
“政府需确保，债务增长不能长期超过国家创造收入和财富的能力，并尽快把借到的钱转化为更高生产力和经济能力。”
他说，分析外债不能单看总额，还需看债务由谁承担、以什么货币计价、期限多长、借贷性质和用途。
同时也必须观察国家创造收入、出口和经济增长的能力。
根据国家银行今年次季数据，我国总外债由首季的约1.44兆令吉，增加至次季的约1.51兆令吉。
但吴林泰说，这1.51兆令吉并不全部属于政府债务，当中也包括银行、私人企业、贸易信贷、公司间贷款，以及非居民持有的本地债务证券等。
“这说明外债上升，不单是政府扩大海外举债，也部分反映了大马与区域及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之间的资金往来。”
再融资风险须盯紧
31.5%外债以令吉计价，加上部分外币债务受审慎监管约束，整体结构仍有一定缓冲。
吴林泰提醒，政府不能忽视外债潜在风险，尤其是短期债务。
次季中长期外债约占总外债55.7%，意即短期债务约占44.3%。
“短期债务比例仍然值得持续关注，因为一旦全球金融环境突然收紧、国际资本流动出现较大变化，或者汇率大幅波动，部分企业和金融机构可能面对较高的再融资成本。”
尽管如此，他认为大马的债务结构仍可提供一定缓冲。
扩大税基也讲究公平
吴林泰认为，我国仍需继续推进税制改革，且改革重点不应只是增加税收，而是建立更公平、更有效率，同时更具累进性的税制。
“政府需让更高收入和更强经济能力者承担较大的税务责任，同时避免进一步增加中低收入家庭的负担。”
他解释，累进税制的意义不仅是增加政府收入，也在于让财政整顿过程更公平。
“如果财政改革过度依赖消费税、收费或者削减普遍补贴，中低收入家庭可能承受更大压力。”
因此，在扩大税基的同时，他希望政府能进一步检视高收入群体、高价值资产、资本收益，以及现有税务减免和税制漏洞，让不同经济能力的群体作出与其能力相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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