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报道：林慧甄
（吉隆坡25日讯）在我国的选举政治中，华裔选民手中的一票或许不足以单独决定国家未来，却往往足以左右关键选区的胜负、影响国会席次分布，甚至牵动联邦政府的组成。
从2008年政治海啸、2018年改朝换代，到2022年协助组成团结政府，华裔选票多次在关键时刻发挥影响力。
然而，当政治热情逐渐退却、失望情绪蔓延之际，来届大选是否会出现华裔投票率下滑，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华裔选民可以不认同任何政党，但不应轻易放弃手中的一票，因为弃投的代价，最终可能是影响力的流失。
面对来届全国大选，多名政治人物、学者及评论员不约而同发出警讯：在华裔人口比例逐渐下降之际，若再出现大规模弃投或投废票现象，华裔群体在国家政治中的影响力将进一步萎缩，甚至可能改变多个关键混合选区的胜负结果。
弃投恐让伊党“躺赢”
这之前，人民公正党策略局主任沈志勤警告，来届大选华裔若因不满而弃投或投废票，将导致进步派选票分裂。这恐让伊斯兰党以简单多数赢得国会最大单一阵营地位，直接入主布城。他呼吁选民切勿放弃投票，以免促成伊斯兰党上台。
马华前总会长丹斯里蔡细历医生同样警告，若华裔选民抵制投票或故意投废票，伊党可能在来届全国大选中“躺赢”。
他表示，如果华裔选民踊跃投票，伊党不太可能赢得联邦政权；但若选民对政治冷感，尤其是在华裔占多数或选情胶著的选区，便可能改变议席分布格局。
“伊党可能会因‘躺赢’而上台。‘躺赢’是什么意思？就是当华裔选民抵制选举或投下废票的时候。”
李泰德
李泰德：华裔影响力已渐弱拒投等同让出选择权
默迪卡民调中心研究员李泰德受《南洋商报》询问时说，随着华裔人口比例持续下降，华裔选民在全国选举中的影响力本已逐渐减弱，若未来再出现投票率下滑的情况，将进一步削弱华裔在政治结果中的决定权。
针对蔡细历及沈志勤提出“华裔弃投可能让伊党受益”的警告，李泰德认为，两人的说法更多是在提醒华裔选民保持警惕，而非直接断言伊党将因此执政。
他说，一旦华裔因政治冷感而不愿投票，而马来选民投票率维持稳定，马来选民在选举中的影响力自然会相对提高。
“这并不一定代表伊党直接受益，因为最终还要看马来选票如何流动，例如国盟内部因素、巫统能否争取马来票回流等，都将影响最终结果。不过，华裔若不投票，等同于将更多决定国家未来方向的权力交给其他积极投票的群体。”
政治使命感减弱
李泰德指出，2018年实现首次政党轮替，以及2022年协助拿督斯里安华出任首相后，许多选民已认为过去推动民主化的阶段性目标基本完成。
“过去两届大选有很强烈的政治使命感，但如今这种动力已经明显减弱。”
他说，目前影响华裔选民最深的情绪，仍是对国家未来是否走向更种族化和宗教化的担忧，同时也关注经济发展、就业机会及生活成本等现实问题。
“华裔选民向来较重视经济表现，他们会评估执政者是否有能力改善经济，以及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
李泰德指出，团结政府成立后，许多华裔选民开始更深刻认识到大马政治现实，即任何执政联盟，都必须优先考量占人口多数的马来选民。
他说，由于希盟在2022年获得的马来选票有限，因此执政后必须努力摆脱“只代表非马来人”形象，导致许多改革政策推进缓慢。部分华裔选民因此产生无力感，认为自己大力支持希盟，但政府施政时却无法优先照顾他们关注的课题。
他认为，随着下届大选逐渐逼近，执政联盟势必会重新关注核心支持者的诉求。若华裔及其他少数族群形成长期弃投文化，将对自身政治权益造成严重冲击。
“如果抱着‘投谁都一样’的心态而不投票，其实就是主动放弃自己的政治选择权。”
他说，在种族与宗教议题持续主导政治论述的环境下，少数族群若减少参与选举，只会让自身声音进一步被边缘化。未来若要重新争取影响力，代价将更高，也更加困难。
须加强与年轻选民沟通
李泰德认为，未来最值得关注的群体是40岁以下年轻选民，以及海外的大马人。年轻人普遍对政治较为冷感，未必相信手中一票能够带来改变，因此各政党必须加强与年轻选民的沟通。
至于海外选民，他指出，过去几届大选曾出现大批海外国人返国投票的现象，但随着政党轮替目标已实现，这股热情能否延续仍有待观察。
“如果这批向来支持改革议程的选民投票意愿下降，势必影响希盟的整体支持度。”
李泰德表示，自2013年以来，大马选举长期围绕种族与宗教课题打转，但真正影响人民生活的经济议题却未获得足够关注。
他说，薪资停滞、产业升级不足及经济竞争力下降等问题，才是国家当前面对的核心挑战。
“谁能够提出具有说服力的经济方案，并回应选民对生活与发展的焦虑，谁就有机会获得选民支持。”
他认为，未来若有政党能够跳脱种族与宗教框架，聚焦经济与治理议题，或有机会开拓新的政治空间。
对于如何提升华裔投票率，李泰德认为，关键仍在于选举竞争程度。选情越胶着、竞争越激烈，整体投票率通常越高。
“尤其是在马来选民占六成至七成的混合选区，一旦马来政党之间出现多角战，选票被分散，非马来选票便可能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力量。在这些关键选区，当马来选票分裂时，华裔和其他非马来选民的投票率，往往足以左右最终选举结果。”
周兆鸿
周兆鸿：长期放弃投票如主动自我边缘化
新纪元大学学院媒体研究系高级讲师兼时事评论员周兆鸿指出，近年来大马政治格局变化，使部分选民产生“改革落空”、“政治疲劳”的失望情绪。尤其是在希盟执政后，昔日长期对立的政党为了组成政府而结盟，一些原有改革承诺被认为不断退让，导致部分选民出现被背叛的感受。
他表示，当前不少城市选区选民，特别是华裔选民，普遍存在“投来投去都一样”的无力感，并因此产生愤怒甚至反体制情绪。然而，以投废票作为抗议手段并非理想选择。
“最消极的方式是不投票，而投废票则是第二消极的做法。”
他说，民主制度赋予公民投票权，刻意投废票，实际上与放弃投票无异，等同将自己的政治选择权交由他人决定。
他认为，即使对主流政党感到不满，选民仍应在候选人名单中选择最符合自身理念的对象，包括第三势力、第四势力或独立候选人。相比之下，废票虽然能表达不满，却难以在选举机制中产生实际影响。
“除非废票数量超过所有候选人的得票数，否则它很难被视为真正有效的抗议。”
周兆鸿说，在当前多党竞争的环境下，废票无法改变政治版图，更多只是给予选民心理上的宣泄。
他指出，政治本质上是一场资源分配的数字游戏。若特定群体长期选择不投票或投废票，政党在制定政策时自然不会优先考虑该群体利益。
他以华裔群体为例指出，部分政党早已认定大多数华裔选民不会支持自己，因此在教育拨款、经济政策及文化空间等议题上，未必会将华社诉求列入优先考量。
“如果长期放弃投票，实际上是在政策博弈中主动边缘化自己。”
民主非一次性选择华社需重商公民责任
针对华社是否需要重新讨论公民责任的问题，周兆鸿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他说，过去华社参与政治往往带有“救国”或“救民族”的情绪，无论是支持改革运动，还是捍卫华教权益，许多人都抱持“投一次票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期待。然而，民主并非一次性的选择，而是长期参与和持续博弈的过程。
支持第三势力发展
“投票更像是一张车票，它不会立刻把你送到目的地，但会让社会朝目标靠近一点。”
周兆鸿认为，政治参与应当被“正常化”，而非被视为一次性的政治契约。公民责任不仅包括投票，也涵盖对居住环境、社会福利、经济政策以及个人权利的关注。
他呼吁社会支持体制外的第三势力发展，并加强非政府组织在公民社会中的角色。此外，学校教育体系也应从小学和中学阶段开始培养公民意识与公民教育。
针对年轻人对政治失去信心，他表示，政治其实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从你选择和谁交朋友、听什么音乐，到未来从事什么工作、领取多少薪资，其实都与政治有关。你不关心政治，不代表政治不会影响你。”
周兆鸿强调，放弃投票无法让不理想的政治人物消失，反而可能让更糟糕的政治力量取得决定社会未来的权力。因此，投票并非寻找完美候选人的过程，而是“止损机制”。
“现实中的选择未必完美，但民主的意义在于从现有选项中作出相对较好的决定，并为未来创造更多政治选择的可能性。”
对于蔡细历及沈志勤的警告，周兆鸿认为，这种担忧具有现实基础。
周兆鸿指出，我国部分政党，尤其是拥有稳定基层组织和强大动员能力的政党，即使面对恶劣天气或选情变化，支持者仍会积极参与竞选活动和投票。
“相较之下，如果城市选区及开明派选民因为失望而减少投票，整体投票率下降或废票增加，确实可能降低这些组织严密政党胜选的门槛。选民希望惩罚改革未兑现的执政党，但最终可能出现‘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结果。”
他认为，在大马多党竞争、多阵线并存的政治环境下，这种情况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有可能发生的政治后果。
胡逸山
胡逸山：投票尽人事弃投须承担政治后果
政治评论员胡逸山博士认为，在民主制度下，投票与不投票同样是选民拥有的基本权利，但选择弃投者也必须承担相应的政治后果。
他说，选民当然有权不投票，但一旦放弃参与选举，也意味着放弃透过选票影响国家政治发展方向的机会。
“即使投票率偏低，只要有人出来投票，政治决定依然会产生。因此，不投票者试图透过弃投表达不满，最终往往难达到预期效果。”
胡逸山指出，部分成熟民主国家如美国，长期以来投票率不高，但由于相关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已相对稳定，因此选民未必认为有必要积极参与每一次选举。
不过，他认为，大马情况有所不同，因为执政联盟的更替往往会对国家政策方向及社会氛围带来明显影响。
“在我国，由谁执政往往关系到国家未来走向，因此每一张选票都显得格外重要。”
胡逸山也理解部分选民对当前政治局势感到失望和无力，尤其是一些人认为无论朝野阵营，都呈现越来越保守的趋势。
针对年轻选民，他直言，如果有条件到国外发展，应积极争取更好的机会；若选择留在国内，则应设法在本地寻找发展空间，并继续履行公民责任。
“至少出来投票，尽一点人事，起码对自己也有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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