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学金延期状况未明的暑假，在读证明的日期也只能被标注到2026年8月31日，连居留证都不配拥有。我拿着个停留签，驻在神州大地。如果有什么意外事件需要离开，那就是需要回到马来西亚后申请学生签证才能返回这片土地。谁又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我已经成为这栋楼的老住户，但似乎也不曾在这里度过一个完整的夏天。
寒假回家过年，排队在超市付钱时才发现，自己选购的物品都不能用政府派发的My Kasih结账。后面排队的马来阿姨看着我，半信半疑地试图用马来语和我交谈。我自然是能用马来语跟她交谈的，她用马来语问我：离乡多少年了？顿了一顿，发现自己已经在外漂泊七年有余。Saya dah merantau tujuh tahun di negara China。那日起，脑海便常在不经意期间回放这段对话。Merantau，这个动词前缀表达的，还是更为自主选择的离乡意味。
认真一想，确实如此。念完本科固然是家里期望的，但是硕士、博士的入学申请、入学考试以及面试，可都是我自己心甘情愿在线上提交一份又一份的申请，才有可能走到录取和继续升学的那条路上。这条路，确实是自己主动选择的。在亚洲的文化叙事底下，奉行集体主义的我们很容易就会把自己的选择归结于他人的期待以及社会的趋同性。实际上，我始终认为读研、读博绝对有着虚荣和好胜心作祟。
想起小时候有些莫名厉害的大人会炫耀自己不止大学毕业，还会着重要人们介绍自己是硕士、博士。我曾问过一个极其单纯的问题：什么是硕士、博士？当初得到的答案就是读完大学后继续读、继续研究的人就是硕士博士。再到长得更大一点，开始观察公函，才知道博士毕业后可以在姓名前加上“Dr.”的前缀。实际上身为博士生的我，发现身边的博士也很少在日常生活中以“Dr.”自居。
彼时的我当然不晓得研究是什么。哪怕那时参加辩论比赛，别人一直问我有没有数据支撑，我也只会在报纸和社论的边角料中寻找素材。对手的教练可都是大学生，他们读了大学，知道要怎么看论文、找智库数据，这一切对他们而言，当然有着绝大的优势。这就是当时的我的无知，愚昧的我当然看不到论文，也不会找智库数据。我那时不过是个中学生，父母也不曾上过大学。哪怕打开搜索引擎，我也不知道要如何精准地搜索到那些信息。
海量阅读撒下思维种子
唯一让我有感到震撼的，是一场英语国会式辩论比赛，有个异常较真的Miss Tan用尽力气找来各种数据、报表，给我们做了很多卡片。我才察觉这类资讯如何能让我在比赛中展开精准论据和应对语言的围剿。当然，什么是“研究”，我还是不知道的。但我也不是不愿意阅读的小孩，我从小就看很多英文版的《国家地理》杂志，看《Time》和《Newsweek》。阅读这种长篇报道对我并不是难事，问题在于当时的我确实只能站在读者的角度，被动吸收文章资讯。展开不同角度思维的前提是，要先知道对方如何搭建自己的思考逻辑。海量阅读是为自己撒下一大片的种子，纵使懵懂，但总有我开窍的一天。
这便是我念本科时逐渐意识到的一件事。那一日，老师在讲台上说，《简·爱》在西方文学研究中的关注点，早已从简·爱和罗切斯特的爱情，转到阁楼上的疯女人了。再深入探究，便是理解疯女人的来路——她为何远嫁英国？为什么能拥有如此丰厚的嫁妆？为什么先生会以疯病为由将她囚禁在阁楼里？这些看似只是小说情节之外的问题，却为作品提供了筋骨，也提供了值得深思的材料。我这才恍然大悟：虚构并非全然虚构，一切事物的扭曲与反转，都有其背后的原因。
个人选择也和看不见的事物相关。每个人的自主选择，往往暗藏很多隐形的手和期待。虽然按下提交键的确实是我，但是无形中推着我的力量又是什么？时代曾将我推入了一场全球性的隔离之中，因此我的硕士求学过程异常艰辛，在中国留学的我一直困于家中。同学在家一个学期后，便在研二时纷纷回到校园，我却一直在自己的家中靠着顽强的意志和老师的支持，生啃了这段学习的过程。
那时候的我除了念书，还到小学任教。每天清晨，我要早早去上班，年轻老师难免会被要求在这种特殊时期多多站岗，多分担工作。办公室里的我总是沉默不语，埋头工作。因为我并不想带着学生作业回家批改，否则这将大幅挤压我的学习和论文写作时间。实际上，小学办公室一直是家长里短的所在，我的寡言少语自然也成为他人的讨论对象。同事总认为我能在班上眉飞色舞地讲课，却在办公室里一言不发地办公是极其诡异的。
那段时间里，我也深深地认识到，人生的选择真的都是不同的。既然选择不放弃，那就要尽力学习和做好自己。下午两点半回到家中的我，只能拖着疲态继续学习。但其实那时候的我，真的懂得什么叫学习了吗？
回想起来，得益于网络和各类数据库的逐渐完备，我那段不在校园的时光也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获取资讯。需要阅读的书本往往也已有人上传电子本、需要大量过目的材料也有了数据库检索功能。虽然日常的纷扰和磨难不断，却逐渐找到提问的窍门。它们会引起我的好奇，也会激发我的探索欲。
多年后的今日，我意识到自己在那个过程里学会了“叩问”。这也是我在硕士阶段，写有关地名、别名考的研究中意识到的一点——权力，可以把一个用了上百年的名字，大手一挥便抹去。意识到命名权便是权力的终极象征，现在的我追逐博士学位，难道不是用自己的力量，来得到类似夸父追日的自主命名权吗？
今天的我，在宋代文献中寻找种种避讳的痕迹。企图重塑或重新思考宋人对权力的世界观。人们常说宋朝是个宽厚的时代，但陈垣的《史讳举例》却认为中国古代避讳制度最兴盛的年代便是宋代。而我这几年的青春便在一本又一本的宋刻PDF中度过。
后来我也慢慢意识到，宋朝是个需要持续与边疆民族互动的朝代。于是进一步发掘互相避讳、外交活动前改名字，及在落于下风时，主动避讳、示弱的种种举动。命名与不名就在一页又一页的书影面前，展示着宋人的博弈心态及妥协和坚持。在绝对的权威面前，像胡瑗为宋仁宗讲《周易》那样临文不讳是异类，亦是这件事足以流传至今的重要原因。这件事中，赵祯获得仁君美名，胡瑗则被誉为有学人风骨。
避讳的本质是，权力要求某些名字不被写下。而我此刻的困境，恰好是权力尚未决定我的名字是否能被写进居留证里。但胡瑗让我看到的是，即使名不在手里，人依然可以选择“临文不讳”。窗外的雨还是如雾气般似有若无地下着，而我也还有很多书没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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