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日本复制“对台渗透模式”

二〇二六年八月二十四日，由四个政党组成的日本跨党派议员团抵达北京。成员包括日本中道改革联合的广报委员长伊佐进一、自民党籍前厚生劳动副大臣桥本岳、立宪民主党的小西洋之，主要行程是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会谈。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高市早苗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做出“存立危机事态”答询、日中关系急冻以来，这是日本国会议员团首度与中共接触。伊佐行前在社交媒体说明，日中关系正处于一九七二年建交以来最差的状态，各层级的沟通管道几乎全部中断，因此由日方主动提议访中交换意见，中方随后同意。

在日本政界的解读里，这是在关系最坏的时刻重建沟通管道、避免偶发冲突的一次尝试。但是若看北京如何选择对话对象、如何安排议程，另一层意涵就显而易见：中国真正要建立的，是一套由跨党派国会议员、地方自治体首长与特定产业社团所构成的长期网络，借此改变日本内部对华政策辩论的结构。对日本而言，若把这类接触单纯看作修复关系的破冰，很容易落入北京设定的语境，打开中国实行统战手段的侧门。

跨党派的议会交流，在威权国家的对外操作里往往承担超出一般外交的功能。回顾1970年代日中邦交正常化以来的脉络，从田中角荣一系到二阶俊博，自民党内的亲中人脉长期扮演双边关系的润滑剂与备用管道。但是随著美中竞争升温，日本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把中国界定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由单一派阀垄断的沟通渠道已经明显萎缩。

因此，北京的做法不是放弃政治游说，而是把对话平台从“单一派阀”扩大为“跨党派网络”。两次访团的对照很清楚。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二阶俊博以日中友好议员连盟会长身分率团访京，成员涵盖自民党、公明党、立宪民主党、日本维新会、共产党与社民党，是议连睽违五年的访中;中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外交部长王毅与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分别会见，规格甚高。到了二〇二六年八月，访团缩到四人，议连的招牌不再，牵线的仍是中联部，这正是中共处理政党外交的专责机构。从派阀领袖领军到跨党派中生代议员自行成团，管道的形式改变，经营对象的逻辑没有变。

这套模式与中共对台工作的模式相仿。北京早期依赖单一政党作为窗口，一旦该党失去执政地位或岛内政治版图改变，便转而经营小党、跨党派民代、无党籍地方人士乃至退役将领，以多轨接触分散风险，并在立法机关内部形成阻挡法案，以及牵制政策的力量。对象换成日本，目标则是削弱日本国会在安保法制、防卫预算与台海政策上的跨党派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接触的时机。二〇二四年的访团启程前一天，解放军Y-9情报搜集机在长崎男女群岛外海侵犯日本领空，是首次确认的中国军机领空侵犯;二阶当面表达遗憾，赵乐际的回复是“中国无意侵犯他国领空”。二〇二六年的背景则是渡航自肃、水产再度停运与海警船在钓鱼台周边的常态化巡航。

北京的压力持续加码，接待的姿态却始终温和，营造出“两国人民都要和平、摩擦只是个别误判”的氛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公开肯定访团“为日中关系回到正确轨道而努力”。日本国会一旦接受这种氛围，要凝聚回应灰色地带的决心就更加困难。

日本跨党派议员团近日访问中国，有评论解读为中国试图打开对日统战的侧门。图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8月17日在东京首相官邸召开记者会。(法新社)

二、 以地方包围中央的复制 冲绳成为地缘断层

地方自治体向来是威权影响力向下渗透的缝隙。中共对台工作长期奉行“由下而上、以地方包围中央”的逻辑，透过村里长交流、宫庙网络、对特定农业县市的农渔产品采购，以及金门、马祖与厦门之间“通水、通电、通气、通桥”的一体化示范，绕过中央政府的法规管辖，在次国家(Subnational)层级建立实质的依附关系。

同样的逻辑，正在日本西南诸岛重演。冲绳因为历史纠葛、美军基地负担，以及长期的地方与中央矛盾，成为北京锁定的地缘断层。近年中国官方与学界明显加大对“琉球地位未定”的学术包装与舆论操作，例如：大连海事大学设立琉球研究中心并举办专题研讨，意在把学术论述转为地缘法理的工具。

更细致的渗透发生在治理层面。中国驻日使领馆在冲绳等地频繁举办“一日领事馆”与各类文化交流，深入社区强化侨界与在地亲中团体的动员能力。北京也顺势配合冲绳知事玉城丹尼倡议的“地域外交”(Regional Diplomacy)，鼓励冲绳与福建等沿海省分直接对接，甚至把冲绳反美军基地的声音带进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场域。

以此观之，北京的战略意图并不在于争夺岛屿的管辖权，而是将地方治理与反基地情绪重组为对抗东京防卫部署的“反治理性”，从下层结构松动上层。目的是为制造日本防卫意志与地方民意之间的断裂，让美军与自卫队在冲绳的运作面临“社会性瘫痪”，最终目标是实质性的“中立化”(neutralize)日本的西南防卫。

三、 水产禁令与以商逼政 武器化相互依赖的操作

不对称的经济依存，向来是威权国家执行强制外交的物质基础。中国处理福岛第一核电厂经 ALPS 处理水排放的方式，便是这套模式的经典案例。二〇二三年八月，北京以食品安全为名对全日本水产品全面禁运，当年对华水产出口额暴跌九成以上，扇贝、海参等高度仰赖中国加工与消费市场的沿海产业首当其冲，光是北海道就有数百亿日圆的扇贝失去出海口。

这种“以经逼政、以民逼官”的手法，与对台湾凤梨、释迦、石斑鱼的禁令与复运如出一辙。在台湾，北京常在选前对特定农渔产品下手，随后由特定在野政治人物率团赴京陈情，再由国台办定向解禁。它在对象国内部建立一组扭曲的诱因，中央政府坚持原则被说成损害生计，向北京折冲的掮客反而成为为民请命的代表。

在后续的数年，日本正是陷入中国书写的剧本。二〇二四年八月二阶访团向北京提出的主要诉求之一就是解除水产禁令，王毅当时只回应处理水协商“正在进行良好的讨论”，并暗示没有进展就没有前景。二〇二五年五月双方完成第四轮技术磋商，六月底中国海关总署公告有条件恢复福岛等十都县以外的进口;十一月五日，北海道六吨冷冻扇贝时隔两年三个月首度出货，当时取得登录的业者只有三家。

然而，十一月七日高市早苗答询台海情势后，十九日中方即以“放射线检测资料不足”为由停止受理设施再登录，实质上再度停运，刚装船的货物卡在海关。这一次北京连隐性挂钩都省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直接把停运与高市涉台发言并列，并警告若不撤回将采取更严厉的对抗措施。

解禁与再冻结之间只相隔两周，受害的是地方的北海道与宫城的渔民与加工业者。透过打击地方经济中最脆弱的部门，北京在日本产业界与安保官僚之间制造利益对立，也让地方接受这套扭曲日本中央的话语，这种经济胁迫的模式与台湾发生的事态如出一辙。

四、 和平对话的包装 去安全化的认知陷阱

中国的地缘战略依赖话语实践与身分建构。北京惯用的手法之一，是把修正现状的行为包装为“维护区域共同体”，同时把防卫方的避险说成“制造阵营对抗”。透过建构关系平衡的过程，跨党派交流被赋予“和平”的身分。北京透过官媒、外围智库与在日的协力网络，在日本社会推送两套互为表里的说法：

“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是引火上身：宣称日本一旦介入台海冲突，本土（特别是冲绳）将沦为大国竞争的战场与牺牲品。

“亚洲世纪”与中日友好才是出路：强调两千年的历史文化渊源，唯有减少对美依附、恢复对华经贸往来，日本才能走出经济停滞。

这是典型的“去安全化”(De-securitization)操作。北京要让日本公众与部分政治菁英相信，紧张的来源不是解放军在东海的军事扩张，而是日本政府“不必要的安全化”与美日同盟的“过度刺激”。一旦这套叙事被接受，日本在修订安保法制、部署反击能力，以及与美台深化情报合作上的正当性，就会在道德与法理层面被逐步侵蚀。

同样的认知裂解，在台湾已经造成长期内耗。中共在台操作“和平或战争”的二选一，把自我防卫的建军说成挑衅引战，使台湾社会面对实质军事压力时难以形成共同的防卫意志。如今这套模式已在日本被运用，北京操作的是战后和平宪法所积累的心理与厌战情绪，目标则是的则是日本整体的防卫韧性。

因此，台日之间更应形成一套共享经验的民主防卫网络。台湾长期面对统战、渗透、经济胁迫与认知作战，累积了辨识威权操作模式的实务经验;日本则在地方自治、法治制度、产业治理与同盟协调上，具备可与台湾互补的制度能力。

双方可以共享中国如何透过跨党派交流、地方外交、产业施压与和平叙事，将分散事件包装成正常互动，进而削弱民主社会的安全共识。这种模式不应停留在危机时刻的情资交换，而应扩展为常态化的政策对话、地方政府交流、产业风险通报、媒体识读合作与公民社会连结。

对日本而言，台湾的经验提供的是一面镜子，能帮助其更早辨识同样手法在日本社会中的变形手法;对台湾而言，日本的制度与国际连结也能协助把反渗透与反胁迫经验提升为区域民主韧性的共同资产。唯有如此，台日才能在维持对话的同时，不让对话被北京转化为削弱防卫意志的入口，并把各自遭遇的压力转化为共同抵抗威权操作的知识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