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不但中国内陆地区经济紧缩,之前经济较为发达的浙江、江苏、上海等地也在紧缩。当地民众反映,近两年来,许多行业都不好做,企业裁员的不少,工资下降,甚至国企在编员工工资也“腰斩”。年轻人失业的不少,有工作的也得靠“啃老”才能挺下去。
江浙沪县城工资塌了
章文(化名)是浙江绍兴的县级市诸暨的酒店业管理人员。他告诉记者,现在服务行业不好做,大量裁员,以前酒店有一百多人,现在就剩几十人了。“工资不涨,只能是降了。”
他告诉记者,诸暨本地一般工资是每月3000元至5000元,他是管理层,工资超过6000元。整个浙江普遍工资都是3000元到6000元,大的工厂工资可能会高一些。租房、水电费用每月超过1200元,他自己每月生活费就要两千多元,根本存不到钱。“现在不敢结婚生孩子,结婚的压力更大。”8月30日,网易号“新国学文化”发文“江浙沪小县城的工资已经开始崩塌了”。文章介绍,一位在南通下属县级市工作的朋友,做了5年机械设计,之前月薪稳定在8000元,今年厂子砍了大半外贸订单,直接把他的工资降到5000元,季度奖、年终奖全取消,还裁了一半的一线工人,朋友说:“以前好歹能攒钱付个首付,现在每个月扣完社保刚够吃饭,连房贷都快供不起了。”
文章写道,这种情况不限于该县城,“最近跑了几个下属县级市才发现,很多小县城的工资早就崩了,甚至比大城市的薪资跳水还夸张”。
文章分析,江浙沪小县城的收入基本靠本地的制造业、外贸代工厂,以前外贸行情好的时候,浙江嘉兴的纺织厂挡车工月薪能拿6000元以上,江苏苏州下属县级市的机械厂技术岗普遍能开到8000元以上,现在很多低端产能迁到了东南亚,剩下的工厂订单砍了一半,自然要砍工资降成本。

国企员工也叹工资“腰斩”
即使是国企,工资也遭“腰斩”。
江苏南京女子杨丽(化名)大学本科毕业后,在国企上班,有编制。公司是做核电站前期勘察和地形测绘的。
她告诉记者,自己工作4年,之前转正第一年月薪可以拿到1万元到2万元,最近工资降了,“目前5000元一个月,还要降。可能降到3900元。一点一点降,今年降两次了,闹了没用,今年过了八个月,降了1万元。”
杨丽说,以前去野外勘察,公司一天给180元到450元,现在公司一天只给40元。“现在企业没有项目了,没有效益,2025年的奖金都没发。”
她说公司这两年都在辞退人,也有人自己辞职,她还在观察行情。“现在南京普遍工资低,工作特别难找,都在裁员。”
找不到工作的更惨
90后小童在上海待了两年,之前做设计工作,已经失业三个月。他现在住在每月2200元的出租房,吃饭全部自己做,一天就花10元。
小童对记者说,就算能找到工作,上海平均月工资也就5000元,这点工资在上海只能说勉强够生活,不能攒钱。“能活下来都不错了,几乎都不会有社交,不敢到外面消费。”
浙江的年轻人牛明(化名)告诉记者,和他一起毕业的同学们,好几个都长期找不到稳定工作,无所事事,天天打游戏消磨时间。
“个别同学,因为大学期间家里安排从军,如今退伍以后也没被安排什么工作,什么也做不了。有幸找到工作的人,去上海,一个月5000元到6000元,入不敷出。国内各地工资差距只是上限差别大,底线都差不多。”他说。
上述《江浙沪小县城的工资已经开始崩塌了》一文作者则提到,因为难找工作,很多在上海、杭州的年轻人回流县城,抢岗位,直接拉低了体制外岗位的工资。
文章说,“本来小县城的白领岗位就少,一堆本科、甚至硕士抢月薪3000元的行政、运营岗,企业根本不愁招人,自然不会涨工资”。
年轻人最惨 无法“啃老”的更惨
浙江嘉兴市的小陈大学毕业两年,从事新媒体、直播带货工作,月薪七八千元。他说主播现在都在降薪,以前能挣一两万元,甚至能挣四五万元。
“我这能挣七八千算多了,如果要租房的话,每个月剩下3000元左右,如果每个月跟朋友出去玩,就剩不下多少了。我还好,我现在是啃老,父母给我钱,我还吃住家里,能攒些钱。”
他向记者介绍,当地普通人工资水平税后大部分在每月三四千元,但消费水平和一线大城市差不多,租房大概就要800元到1200元。
“进大一点的厂流水线工资大概在税前6000元左右,很多都是四五千。但是不好干,很累的,每天工作12小时,基本都单休,小县城全是单休,或者无休,不好的就是两三千,很多不给交社保。”
他表示,现在整个国家经济都不行了,最惨的是年轻人,更惨的是没有父母帮的。“我还没结婚,也不打算结。没房没车,结什么婚。现在不靠父母不行,所以说年轻一代挺惨的。”
小陈身边许多朋友都是靠着父母生存,找工作靠父母,买房买车也靠父母。“我父母是做生意的,不过现在生意也不好做了。”
党媒罕见承认经济问题
今年9月1日,中共党刊《求是》发文谈中国经济,承认“一些微观主体的预期、信心和行为选择正在发生变化,部分领域活力有所减弱”,并指企业“倾向于持币观望,不敢扩大投资、不敢增加用工”。
外界认为,在中共高唱“经济光明论”的背景下,这种官方“承认”显示的是经济情况更为困难。
此前的8月下旬,因中国经济疲软,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以“锺才文”笔名连续四天发文,试图恢复市场信心,但效果受到外界质疑。
香港《明报》发文认为,靠几篇文章不可能带动市场、恢复信心及“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市场关注的是,有什么实际招数解决收入和预期问题。普通民众的日子仍然过得艰辛,实质失业率上升,收入还是减少。
旅美资深政经分析人士秦鹏在自媒体节目中表示,中共现在面临的不是要不要救经济的问题,而是掉进了一个两难甚至多难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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