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对新加坡是恐袭潜在目标的认知转弱反恐成效或成“悖论”

根据《2026年新加坡恐怖主义威胁评估报告》，新加坡及本地相关利益仍是恐怖分子的潜在目标。图为新加坡警察部队于2026年2月13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大学城（UTown）展开“心跳演习”（Exercise Heartbeat）的实景反恐演习。（档案照片）

全球冲突不断、激进势力高涨，但是认为新加坡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目标的本地民众比率，反而从2018年的58%，降至目前的46%。受访专家分析这种反差指出，新加坡长期反恐行动见效，让民众产生安全感，加上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看似远离我国，或反而让人们放松警惕，削弱了恐袭风险意识。

根据《2026年新加坡恐怖主义威胁评估报告》，新加坡及本地相关利益仍是恐怖分子的潜在目标。本土青少年自我激进化案件剧增，年龄更降至14岁，但民众对恐袭威胁的警觉性却持续下降。

认为新加坡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目标的比率，从2018年的58%，一路下滑至目前的46%。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院长古玛教授（Kumar Ramakrishna）受访时分析，这是反恐的“成功悖论”：新加坡这数十年来成功防范恐怖主义威胁，很可能反而让民众认为“我们将永远安全”。

他指出，新加坡高度城市化、人口密集且多元，一旦不慎让一次重大的恐袭行动得手，影响恐怕将不只局限于人身和经济层面，甚至很可能削弱我们最重要的优势——社会凝聚力。

“尤其是，如果袭击还伴随着充满敌意的网络宣传，企图挑起社会分裂，并把涉案的自我激进化者归咎于社会的某个群体。这是一个必须更加认真看待的问题。”

延伸阅读

如果人们越来越觉得世界不安全，为什么反而越来越少人认为新加坡会是恐袭目标？

针对这个问题，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兼职高级研究员多西博士（James Dorsey）认为，当今世界，人们虽然看着伊朗、哈马斯、真主党和也门胡塞武装等激进势力崛起，但总认定“这些势力都离自家门口很远”。

然而，这种趋势是在一个全球秩序及原有的确定性正在崩解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他说，面对这种变化，人们看到的可能是新的秩序正在形成，也可能认为世界正在走向混乱与无序。而据他推测，更多人可能倾向后者。

谈及青少年激进化与网络游戏的关系，多西博士认为，网络平台只是传播危险影响的“载体”，并非激进化的根源。个人面对的问题，例如生活困境或绝望感，或促使一些人更易受网络有害内容影响。

他也提醒，并非所有青少年都容易受影响，真正受到影响的只是少数，不能夸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