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中，我写的是林赛·克兰西杀死三个年幼孩子以后，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社会把越来越多的同情给了加害者，却越来越少地把目光停留在三个已经无法说话的孩子身上。那篇文章写的是同情的方向，但事情远没有结束。再往深处看，真正值得担心的，是责任本身正在被重新定义，而且这种变化并不只存在于一宗案件中。
克兰西杀死三个孩子之后，12名陪审员中有11名倾向于认定她因缺乏刑事责任能力而无罪，最终只有一名陪审员坚持不同意见，案件因此流审。问题在于，这并不是一个毫无争议的“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案件。检方认为，她仍然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而且从案发前后的行为看，存在安排时间、支开丈夫、选择机会实施杀害等明显的目的性。控方专家也认为，她虽然存在严重精神健康问题，但仍理解自己行为的错误性。也就是说，真正的争议不是她有没有病，而是她的病是否真的严重到足以完全取消刑事责任。
如果只是一个陪审员这样判断，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个人差异；但11比1，至少值得问一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今天的美国社会，对一个人的责任，越来越习惯先寻找可以把它向外转移的理由？
一、责任并没有消失，而是在被重新分配
今天的西方社会并不是不讲责任。恰恰相反，在某些领域，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调责任。一个教授说了一句被认为冒犯某个群体的话，可能被举报；一个公司高管说错一句涉及性别、种族或身份的话，可能需要公开道歉甚至辞职；一个公众人物多年前说过一句今天看来“不正确”的话，也可能被重新翻出来，要求为之承担现实后果。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言论自由不等于免于后果。”
这句话本身并非没有道理。真正奇怪的是，当一个人真正实施暴力以后，社会语言却突然变得复杂起来：他童年经历了什么？是不是受过创伤？是不是患有精神疾病？是不是被社会排斥？是不是医疗体系失败？是不是制度没有帮助他？于是，一个人在言论领域被要求为自己的每一句话负责；到了真正造成身体伤害甚至死亡的时候，责任却开始被疾病、环境、社会和制度一层一层拆走。
所以，责任没有消失，它只是被选择性地分配了。对某些言论，责任被无限放大；对某些暴力，责任却被无限解释。这才是问题真正严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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