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规的几乎都关了，“黑户”拿命冒险....

正规的几乎都关了，“黑户”拿命冒险....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以前的‘黑攀’基本在五六千米级雪山，如今却有人在7000米级山峰上‘黑攀’！”听说有“黑攀者”在挑战7546米慕士塔格峰时失联，国家级高山向导、郑州登山协会副会长王勇敢十分震惊。

　　8月31日，4位攀登者试图冲顶慕士塔格峰。由于天气恶劣，3人决定下撤，剩下的1名攀登者则执意冲顶，此后失联。新疆阿克陶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了该起事故，并已组织搜救。

　　因7月初出现了4人失联事故，慕士塔格峰的登山活动当时已全部叫停。此次失联者的攀登行为未经审批，业内称为“黑攀”。

　　今年，高海拔山峰的管控整体趋严。3月，修订后的《中华人(专题)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施行，一些雪山因身处自然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区，正规攀登的行政审批手续已无法办理。此外，因曾经发生过失联、救援，一些雪山关门谢客。多位从业者称，国内合规的6000米级雪山资源几乎全面断档。

　　面对“黑攀”盛行，登山圈内有人戏称今年为“黑攀元年”。“国内无山可攀、黑攀偷攀风靡、海外攀登升温。”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主任、国家登山运动健将钱俊伟这样形容当前的雪山攀登市场。

　　短短数月内，“黑攀者”的探险开始踏足7000米级的慕士塔格峰。据《中国新闻周刊》所知，近期至少已有3支队伍“黑攀”慕士塔格峰。除了8月31日这名失联者，还有一支曾与失联者在海拔7000多米处相遇的“黑攀”队伍，后者已完成登顶下撤。另外，还有一位向导对《中国新闻周刊》证实，自己在9月上旬带队“黑攀”慕士塔格峰。

　　“绝对不应该‘黑攀’，尤其是7000米级雪山。它的天气、冰裂缝等客观风险更为突出，对攀登者体能、技术和高海拔适应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旦发生意外，人员救援难度极大。”王勇敢说。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体育学院院长李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黑攀”实质上是有限的合规供给与高海拔攀登市场爆发式增长的需求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的产物。

　　青海玉珠峰 图/视觉中国

　　“虫草攀”“牦牛攀”

　　7月底，攀登爱好者许泽远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询问今年那玛峰是否还能开放。当晚，一名自称高山向导的人私信他，直言“今年那玛峰不会对外开放，如果不能接受虫草队伍，就没有机会了”。许泽远希望能通过正式审批登山，获得登顶证书，但考虑了一阵还是妥协了：“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就去‘捡虫草’吧。”

　　“捡虫草”源自攀登圈对“黑攀”的戏称“虫草攀”或“牦牛攀”，意指“黑攀”遇查时便谎称自己是进山挖虫草或放牧迷路。

　　中国拥有庞大的雪山群，主要分布在西藏、新疆、四川、青海等地。8000米级山峰有9座。7000米级雪山仅西藏就有70余座。5000、6000米级雪山则数以千计。不过，这数以千计的雪山资源中，绝大多数属于未开发的“处女峰”，向公众开放、允许报备攀登的雪山资源较为有限。以四川为例，2023年，四川省体育局公开表示，经省级行业协会进行可攀登安全评估的山峰有38座。

　　中国也拥有足够多的雪山挑战者，他们通常从3000至4000米的高海拔徒步起步，此后再挑战5000米级入门雪山，取得登顶证明并积累经验后，方可申报6000米、7000米及以上山峰的攀登。

　　雪山攀登原本有完整的审批手续。根据《国内登山管理办法》，登山活动由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发起；队员两人以上，并参加过省级以上登山协会组织的登山知识和技能的基础培训及体能训练；配备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登山教练员或高山向导，1名登山教练或高山向导最多带领4名队员；团队所有成员须经二级以上医院身体检查合格，无障碍疾患。此外还需配备符合安全要求的器材装备，视攀登山峰不同，提前三个月或者一个月向山峰所在地省级体育行政部门申请。

　　一名“黑攀”岗什卡主峰的攀登者 图/受访者提供

　　而现在，承载人数最多的入门级五六千米雪山，逐渐关门谢客。以国内曾向公众开放的10座6000米级雪山为例，《中国新闻周刊》调查核实到：四川雀儿山（6168米）已封闭6年，同属四川的中山峰（6886米）、金银山（6410米）、达多曼因（6380米）、朗格曼因（6294米）及勒多曼因主峰（6112米）因在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已无法开放；青海玉珠峰（6179米）因5月“黑攀”事故暂停开放；西藏洛堆峰（6010米）与姜桑拉姆（6536米）属地政府也以“管控严格”为由暂时禁止进山攀登。目前国内合规开放的6000米级雪山，仅剩西藏启孜峰。8月底至9月初，已有首批获批队伍进山。

　　“不仅是6000米级山峰，四川省内海拔5500米以上雪山基本处于关闭状态。”四川众悦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责人林婉宁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目前四川省内允许攀登的最高海拔，是5200米左右的依央嘉波、四姑娘山二峰等。多位青海向导则提到，目前青海省内开放攀登的最高海拔是5200多米的岗什卡主峰。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苏简是户外俱乐部的领队。在她看来，执行情况与封禁状态存在明显差距，“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能正常爬”。川西某俱乐部向导林岳的业务量也并未受政策影响。自7月以来，他一直忙于带队攀登金银山。他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今年金银山的攀登“就是黑攀”，但与此同时，发团频率很高，“有人攀登就发团”。

　　攀登者的心态不难理解。登山爱好者赵鹏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总得有第一次挑战6000米的经历”，为后续继续攀登七八千米雪山打下基础。而且“黑攀”价格低，市场价七八万元的慕士塔格峰攀登，价格低的“黑攀”只用1万元；市场价五六千元的5000米级雪山攀登，“黑攀”只用两三千元。

　　从业者带队“黑攀”也有自己的诉求。一方面，每年短暂的攀登季是各个登山俱乐部获取收入的黄金期。卓朗曾在川西从事向导工作，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带队攀登5000米级雪山，向导月收入至少有3万元；带队攀登6000米级雪山的利润，一个月更是能赚近10万元。”

　　卓朗以5000米级雪山乌库楚传统路线为例，三天两夜1对1收费约4000元，这在同级别雪山中已算低价，“除去要交几百元进山费，剩下基本是纯利”。6000米级雪山金银山的1对1全包服务收费达29800元，除去马帮费和其他成本，单客利润接近23000元。“带一次7天，一个月带4单，利润就能接近10万元。”

　　另一方面，原先向导需要上交收入的一部分给俱乐部，如今带队“黑攀”，这笔钱也省了——因为俱乐部几乎不组织“黑攀”，对向导私人带队“黑攀”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林婉宁说，大型登山俱乐部受制于严格的合规与理赔要求，通常不敢越雷池。川西高山协作陈屿川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基本只有部分小型俱乐部，以及在大型俱乐部失去业务来源的向导，会选择违规接单开展业务。

　　“针对旗下向导的违规带队行为，实际上处于‘放任的状态’。”川西某登山俱乐部创始人说，由于封山，俱乐部无法给向导提供收入来源，自然也无法阻止他们另谋生路。“我们不支持‘黑攀’，因为有风险，但也不反对，因为向导也是为了生活。”

　　一位“黑攀”向导的日常装备。图/受访者提供

　　管控难题

　　8月7日，某登山工作室成员邵彦自主攀登乌库楚雪山。乌库楚原定于6月1日开放，但在距开山仅剩3天的5月29日，康定市教育和体育局发布公告，因雷电、暴雨、大风等恶劣天气频发，乌库楚和雅姆峰两座山峰暂缓开放。此后没有了下文。

　　邵彦选择“黑攀”。他从康定市贡嘎山村进山，顺利攀登了乌库楚。“按道理是封山的，但是在贡嘎山村，好像默认随便进。”其实，官方的管控区域主要集中在雅安市石棉县草科乡一带。“但通过贡嘎山村就可以绕行进山。”卓朗透露，其熟知的一家俱乐部今年已经通过这种方式成功带了6批客人。

　　绕行是当前“黑攀”规避阻拦的主要方式。因为攀登有常规进山路线，管理人员设置的检查点集中在常规路线上。“‘黑攀’队伍多走个一两公里，就可以绕开这个关口攀登。”青海峰云探险户外俱乐部的向导张双伟说。多位受访者表示，只要绕过检查点，在此后的攀登过程中，几乎不会再遇到巡查或阻碍。

　　另一个方式是换时间尝试进山。今年5月，攀登爱好者林晓月前往西藏洛堆峰“黑攀”。抵达海拔5200米的起点时，此地已有政府工作人员蹲守，对他们进行口头教育后，放他们离开。在拉萨休整2天后，林晓月一行再次尝试进山。他们听说当天清晨6点多仍有政府工作人员在入口拦截，但当他们抵达时，“拦截的人已经走了，不过有村民收取‘卫生费’”，缴费后便可攀登。

　　钱俊伟在调研中也发现，山峰管理存在明显的“上紧下松”：上级部门从生态保护、安全等角度收紧攀登政策，正规攀登的审批渠道随之关闭，但具体的巡查、劝返和属地管理由山峰所在地基层政府承担。而这一工作有难以调和的现实困境。一方面，山的入口多，基层人手不足，难以完全落实管控；另一方面，被动员参与巡山的村民积极性不足。

　　正在“黑攀”玉珠峰的攀登者。图/受访者提供

　　正值攀登旺季，但在今年的贡嘎山村，有高山协作或向导证书的劳动力，被动员参与巡护、劝返违规进入山区的人员。贡嘎山村有10户人家62口人。40多个劳动力中，有12人考取了高山协作或向导证书。“花费七八千元考协作证，大家的目的就是未来能够带队、参与高山服务，增加收入。”岷雅户外运动有限公司负责人、四川康定市贡嘎山村党支部副书记仁真多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据了解，目前村里组织村民巡查，没有经费补贴，拦截到“黑攀者”也没有对村民的相应奖励机制。因此，村民们几乎没有积极性参与巡护、劝返。

　　另外，当前很少对“黑攀”组织者和参与者进行严厉惩处。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国内登山管理办法》，未经批准擅自组队登山的，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或山峰所在地省级体育行政部门会停止该登山活动，成绩不予认定，并吊销参与该登山活动的登山教练员或高山向导的资格证书。不过，多位受访者表示，并未听说带队“黑攀”的向导、协作被吊销资格证书。

　　一些地方明确了“黑攀”后会有罚款处罚。《四川省登山管理办法》明确，未经批准，擅自开展海拔3500米以上山峰登山活动或者擅自变更攀登季节、路线或者山峰的，由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对登山团队予以警告、责令停止登山活动、成绩不予认定；并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罚款，对个人处以200元罚款。另外，还有多地明确，如果是“黑攀者”寻求救援，应由其自担救援费用。

　　“但是，如果只是被罚款，爬雪山的人不缺这一笔钱。而且，发起救援的毕竟是少数，人人都觉得自己能安全下山。”卓朗说。

　　谁为风险买单

　　许泽远购买了那玛峰三天两晚的“黑攀”行程，费用不到2700元。行程从成都出发，颠簸八九个小时，在凌晨抵达贡嘎山村，次日一早开始攀登。随着海拔攀升，体能消耗远超预期。“走几步路就要停下来喘一喘，到达C1营地之前的最后一个大坡，体力已经透支。”许泽远说，在C1营地休息不到4小时后，第三天凌晨1点，领队将许泽远叫醒再度出发，他感到高反进一步加重，“特别容易打瞌睡，一瞌睡就会摔跤，一路摔了几次”。

　　攀登至海拔5000米左右时，“心脏有强烈的不适，我连身体都不敢直起来”。早上8点多，队伍抵达登顶前的冰裂缝区域，周围能见度极低，白茫茫一片。许泽远不敢继续登顶，只能选择下撤。

　　许泽远的经历，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黑攀”中不可控的风险。首先是时间，“黑攀”队伍为了降低成本，会采取压缩行程的方式。林婉宁以那玛峰的商业攀登为例：行程一般是从成都出发，一共五天四晚，价格约每人6000元；而“黑攀”队伍则将其压缩为三天两晚，价格降至2000多元。但是，从成都出发，单程车程11至12小时，压缩行程会影响高海拔适应过程，攀登时间也不够。“三天两晚完成这样的行程，身体根本受不了。”

　　其次是路线。以玉珠峰商业攀登为例，其一直走南坡路线，而“黑攀”队伍则走北坡路线。北坡路线地形复杂，冰裂缝较多，张双伟说，如果没有经过专业判断，攀登者恐怕难以及时识别风险。此前一直在青海从事向导工作的唐亚雄也表示，北坡路线需要有人提前固定绳索，否则难以通过。但据他所知，许多“黑攀”队伍无能力自主铺路。一方面，陡峭的冰坡对技术要求高，并非每个队伍都有能力自主铺路；另一方面则是成本，“一个冰锚点要800元，一段路需要打10个冰锚点”。

　　即便“黑攀”队伍可以沿用既有路绳攀登，同样暗藏危险。西藏某旅行社导游沈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洛堆峰上攀登者们所依赖的路绳，其实是四年前他和其他导游朋友联合自治区登山队拉练时铺设的。随着洛堆峰不再允许申请商业攀登，路绳无人维护。“年久失修，有很大安全隐患。”沈越说。

　　青海玉珠峰南坡大本营的标识牌 图/视觉中国

　　除了时间和路线之外，“黑攀”还会面临压缩成本导致的保障力量不足。“黑攀者”面临的是失去监督的“卖方市场”，掌握资源的向导、协作以及旅行社会不断压缩安全与服务。

　　“黑攀”定价低，想要赚钱，必须带多名攀登者同时“黑攀”，这就导致向导、协作在攀登者身上投注的注意力被摊薄，而且客户能力参差不齐。郑皓刚刚经历了“黑攀”乌库楚雪山，攀登过程中，向导带他和另一名攀登者体验了高原攀冰。当时，乌库楚刚降下一场雪，“冰壁直上”路线在雪后无法打冰锥固定绳索。两名攀登者结组在同一根绳子上前进，若队友发生滑坠，另一人很难将其制停，甚至会被带倒。

　　而在体验过程中，郑皓发现，队友此前只攀登过哈巴雪山，没有攀冰、结组保护经验，也不会使用技术冰镐、冰爪等技术装备。“他忍着高反，花了不到10分钟学习使用ATC（一种用于绳索保护和下降操作的保护器）。”郑皓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我只能用惊掉下巴来形容当时的感受。不过，一个能带人违规进山的向导，我能指望他有多负责。”郑皓最终放弃攀登，回到 C1营地下撤。

　　此外，一旦出现危险，“黑攀”的后续保障远远不够。仁真多吉说，正规攀登开始前，团队人员信息和登山计划都会进行登记，一旦发生失联或事故，相关部门能够及时开展救援。而“黑攀”缺少备案信息，发生意外后，“我们不知道他去了哪一座雪山，救援压力比较大”。张双伟说，甚至攀登者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组织“黑攀者”为了降低成本，通常不会准备耗资几千元的卫星电话。

　　保险能否理赔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保险公司要调查死亡原因和背景，如果是在明文禁止、不允许去的情况下攀登出事，保险可以拒赔。”林婉宁说。

　　可以挑战的山峰在哪里？

　　在社交媒体上，登顶照和登顶证书是攀登者最常晒出的“战绩”。有人把一张张登顶证明铺开，记录自己征服过的海拔和山峰，这是攀登者在圈内最具含金量的“社交货币”。

　　登顶证明相当于这一难度级别雪山的毕业证书，只有拿到登顶证明，攀登者才能在合规申请的前提下，继续挑战下一难度级别的山峰。“不过，现在攀登者在明确不允许的前提下‘黑攀’，很可能拿不到登顶证明。”成都逍遥客户外（探险）运动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少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这意味着，原本从5000米级、6000米级再到7000米级的攀登升级链条正在出现断点。随着国内合规的6000米级雪山资源几乎全面断档，攀登者该如何获得相应级别的登顶证明，进而申请更高海拔山峰？

　　而且，下一个可以挑战的山峰在哪里，行业也有些迷茫、忧虑：国内雪山的开放资源正呈现收缩趋势，明年会有更多的商业攀登线路被关停吗？难道要继续“黑攀”更高海拔的山峰吗？

　　“‘黑攀’正在失控。”今年，钱俊伟带队在国内川西等地进行“黑攀”调研，他对《中国新闻周刊》明确表示，目前在川西等高海拔地区，“黑攀”已经成为主流。

　　“黑攀”并不是今年才出现的新事物，过去也一直存在，甚至可以说，部分属地政府正是因为往年出现过“黑攀”导致的失联事故，并发起过大规模救援，进而选择关闭相关山峰的攀登申请。“但为什么今年‘黑攀’会从‘隐学’演变为一种让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显学’？今年大量曾经开放的山峰纷纷关门，彻底切断了合规渠道，庞大的市场需求却没被消灭，反而被逼入地下，最终激化为无声的对抗，就像被压抑后的局部喷涌，催生了更大规模的‘黑攀’。”钱俊伟说。

　　某种程度上说，国内的雪山攀登市场已经被改变了，甚至出现了多输局面。

　　对正规商业攀登公司而言，原本应该由它们承担的专业服务和安全保障，却被缺乏规范约束的市场所替代。《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甚至有刚刚爬过几座雪山的攀登者，也在网上招揽客人带队“黑攀”。久而久之行业便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

　　钱俊伟发现，一些坚持合规的顶级户外企业迫于生计，准备带队“黑攀”，否则就面临倒闭风险。还有一些公司开始转型。目前，陈屿川的业务不以登山为主，转向带队高海拔徒步。仁真多吉计划推动村民尝试发展农家乐、低海拔徒步和露营等项目增加收入。“这些不属于违规攀登范围，可以成为替代性旅游产品。”但他也坦言，这类转型需要时间。

　　对属地政府而言，原来能把最后一道安全关的行政审批机制被抽离了。钱俊伟指出，高海拔攀登是具有危险性的专业活动，但在跟风打卡的自媒体时代，攀登者很容易被虚荣心裹挟，丧失对客观风险的敬畏。“恰恰在大家容易被蛊惑的时候，最需要专业审批来‘踩刹车’、立门槛。而现在没有了。但行业的怪象正成倍放大着发生群死群伤事故的风险。”钱俊伟说。

　　“黑攀者”的沉重代价已经显现。除了慕士塔格峰那位未经报备的攀登者已失联十多日，据报道，8月23日至30日共8天内，哈巴雪山接连发生两起未经报备的坠崖致死事故，遇难者分别是一名26岁的攀登者和一名当地俱乐部领队。

　　因此，不少受访者呼吁，在符合自然资源保护的前提之下，应进一步开放雪山攀登审批。钱俊伟认为，在坚守生态红线的同时，管理部门应提供既顺应市场需求又符合生态发展的合规路径。这需要依托体系化的制度设计，一方面，行业协会应严格把控向导资质与攀登程序；另一方面，属地政府应落实主体责任，细化进山登记与资质查验，通过建设营地、核定床位等基础设施进行限流，而非绝对禁入。

　　他进一步解释说，在生态环保方面，国际成熟户外目的地主要依靠基础设施来进行科学限流。比如，攀登线路上不同营地的小木屋床位是固定的，每天只能接待150人，先到先得。如此既规范了路线，又把人类活动控制在生态承载力之内。

　　更重要的是，应厘清政府、登山公司与个人在极限探险中的责任边界。钱俊伟认为，应推动管理机制从政府的无限兜底向有限责任、风险自担转变。目前，一旦攀登者出现安全事故，地方政府往往面临问责和兜底压力。在这种“无限兜底”的机制下，个别伤亡事故容易被放大，当地政府为了规避风险，选择关闭攀登申请，继而进入恶性循环。

　　钱俊伟在今年考察了厄尔布鲁士峰，他发现，那里每年有数十人攀登伤亡，但当地从不封山。因为他们把责任厘得很清：探险攀登本身就具有生命危险，出了问题，政府负起基础设施、救援体系和气象预警的责任，个人则要根据自身的攀登能力和技术，研判天气并承担风险。

　　不过，李元提到，风险自担要真正成立，一个重要前提是攀登者必须具备基本的风险认知和自主判断能力。当前国内高海拔登山进入大众视野的时间还不长，而商业登山近十年来快速发展，一些商业机构和自媒体又把高海拔攀登包装成普通旅游产品，甚至弱化极端天气、高原病等风险，导致部分消费者对自己要面对的危险缺乏充分认识。“风险自担并不意味着把责任简单推给消费者，它的前提是消费者对风险有充分认识，也有能力判断自己是否适合参与。”李元说。

　　政策是否还会变化，谁都无法预判，但攀登需求还在持续释放。钱俊伟在厄尔布鲁士峰考察时曾遇到15人的中国攀登团队，他们愿意投入资金，也更希望能合规安全攀登，因此其中12人明确表示下一个目标是海外山峰，很少有人再把国内雪山列入计划。与此同时，在社交媒体上，“挖虫草”“赶牦牛”等黑话依然层出不穷，一拍即合的向导与攀登者，正策划着在这个登山季末尾，进行一次“黑攀”。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顶级山峰资源，如今却面临国内‘黑攀’风靡、合规爱好者被迫远赴境外的尴尬局面。我们要将庞大的户外产业红利拱手让人吗？”钱俊伟说。

　　（除王勇敢、李元、唐亚雄、张双伟、仁真多吉、张少超、钱俊伟外，其余人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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