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销声匿迹了一些时候，发去的短信不回复，不知所终，突然会跳出来说：你还好吗？
我马上追问：在哪里？
回答：某处山林。
说了等于没说。
再问，不再回复。
打过去的电话进入留言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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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早就有文名，少年参赛得大奖，一举成名，报章杂志专访连连，专栏邀约不断，小说出版了一本又一本，俨然一位大作家。
我们第一次的见面是在某个晚间的文学活动，节目开始后他才到来，坐在我旁边。虽不曾见面但彼此知道对方是谁。他伸出手，说出他的笔名，我接过手掌，他轻轻在我掌上划了一下，我看了他一眼，不知其意，他笑了笑，我也礼貌地回了笑脸，不再说话，静静地听讲座。间中，他多次翻找背包，后来搜出一支清新口腔的糖果，递到我面前，我抬手拒绝，他径自吃了起来，然后又找出小册子和原子笔，记下讲座重点。他背包里总有老鼠在纸袋里窸窣作响。
那次聚会结束得晚，返回他家的末班巴士开走了，我说到我家去吧。他身上有赶路留下的汗味，我请他冲个凉，睡觉清爽些，我也不会被异味干扰。当晚我们躺在床上，谈写作，原本只是客气地随口问问，不料他开了话匣子就滔滔不绝，像小学生讲故事般，有动作有表情，不时星沫飞过。上辈子，他或者是个说书人吧？怎么这么会说故事，喜欢在精彩处稍微停下，看听众反应，然后再继续他的“连载小说”。故事的角色，来自他身边的朋友或他遇过的人。我想他应该交游广阔，才有这么多的人事际遇，我虽在杂志社，却孤陋寡闻。他提到的人，我略有听闻，却少有认识的。说着说着，不觉天色已发白，我说我得睡一下，不然新一天工作不清醒，会出乱子的。7点醒来时他还张着口发出鼾声，我洗漱了才叫醒他，吃了牛油面包和咖啡，就送他去车站。
过后他每三两天就会在夜里给我打电话，不觉一通就一两个小时，几乎都是他说我听。我靠在沙发上翻杂志，歪头听听筒，时不时换边，疏解颈项不适。
此后一有文学活动，他会约我一同出席，会后住我家。他背包里常有糖果和食物，包括杯面，宵夜就不必烦恼，吃现成的。我家里常备有美禄和三合一即冲咖啡。然后，夜晚的“连载小说”时间开始了。
第二天醒来，他的手有时横到我胸前，依然打鼾。
一天他在电话里说要告诉我秘密，原来他有了交往对象。我恭喜他，问对方是谁，他不说，大概时候未到。到时他应该会带给我认识吧？过了一些时候，他说被甩了。那个人是谁？爱情怎样发生？什么情况就没了？他不提，专栏和小说里都不说，看来都烂在肚子里。
后来他的电话少了，大概情伤吧？需要时间修复。我也没打电话安慰他。以往说到不如意的事，他会说不要安慰我。他不需要安慰，他只想借用你的耳朵诉苦。你听就好。
后来有关他的消息，是从另一个人那里得知的。来电者说，他怎样怎样，怎样说某人，又怎样怎样说我。对于告密者，我都视为搬弄是非之人，人不可信，所说之事，不必放在心上。不过，剃人头者，人恒剃之。他大概经常也出现在其他人茶余饭后的叙述里，像他形容别人那样，如何的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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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次学术研讨会，竟然有数位学者不约而同地将他作为讨论对象。这个消息让他兴奋了一阵。研讨会当天，他穿上特地添置的衣着，很潮流那种，不似以往装扮，还理了个新头，后脑袋剃得高高的，前面刘海垂下，还放了固定发胶。
研讨会上，学者们基本上对他的作品赞誉有加。好话人人高兴听，坏话就让人受不了。可惜他记住的，都是带贬义的话。
学者A说他遣词用字极度模仿某大师级作家，而没有自己的特色，格局小家，尽是怨女荡妇，婆媳妯娌。学者B说他大男主义，践踏女人，消费女人。这两大标签过后一直跟随他，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对学者们的肆意评议愤恨不平，常在聚会上主动提起，并反驳学者的论点，解释小说的原型和他的安排用意，只是再现现实情况，绝非厌女或仇女。他说着说着，眼睛都红了，可见委屈得紧。他坚持说，我写的小说，当然是以我的视角去看，我有我的想法，我即是我，不必他人代言。要认识我，看我的小说，不用听别人说三道四。学者都在哗众取宠，以博出位，把作者当棋子，供他们利用。
此后他的态度变强硬，下笔尖锐泼辣，常嘲讽学者和看不顺眼的作家，不满报社拨太多版位给学者，“过度”重视评论而剥夺了作者的创作空间。他毫无顾忌的言论，说得太满而不知伤人。一些编辑开始对他反感，在检讨专栏作者的会议上要求撤掉他。或者，建议新作者人选时，提到他的名，就有人会说，为什么来来去去又是他，难道没有其他更好的作家了吗？
要成为作家原来不是那么简单的。单有才华不够，你必须还要有管道，有好的人脉。对人要客气，不要以为凡事理所当然。你不知道所得罪的人背后还有谁？有人记仇如你，不过你没有靠山。你的本事又还未到达某一高峰，又不能下金蛋，为报社招来更多的读者更多的订户。只有名家才能耍性格，你火候还不够。你对人不满，可以理解，因为他们伤害到你。别人看你不顺眼，可以不需要理由，可以无厘头，可以莫须有。敌人永远都在，而且你不知道是谁。
失去写作地盘，一个作家就会淡出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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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前有很多专栏，在不同的杂志和报章。他写童年、家乡、他的收藏、他的游记，还有他爱吃的食物，都是短小的小品文字。我曾建议他写些较大篇幅的散文，参加国外的创作比赛。一天他告诉我，他接到某文学奖主办当局的电话。我说你得奖了是吧？他说评审会主席竟然问他他写的散文是不是真实的事件？他很惊讶也很生气，说文章若要虚构，可以投小说，何必戴着散文的面具卖假的东西？对方再问，你是否得了HIV？哇唠，我需要作假来骗一个奖项吗？
听说他患病我也大吃一惊，小心问他身体情况现在如何，吃着药吗？他故作轻松地说没事，在治疗中。我问你需要什么帮助吗？不必，需要我会开口。他自尊心强，病情暴露后，不想拖累人，也不想被人关怀。我数次约见他都被他拒绝。
那个年代，HIV 相等于不治之症。患病的人不止面对死亡的威胁，还因为会传染而被人疏离隔绝。因此一般病患都有所隐瞒。评审会议记录刊登后，他患HIV的消息很快就传遍本地文坛。他的病，他的性向，他的情人等话题的讨论，比病毒散播还快。以前喝酒喝拉茶的朋友突然没有了，专栏邀约也在突然间完全终止。大家怕他，包括怕他传真过来的稿件好像都带着病毒。某校图书馆下架他的著作，并在周会上焚烧示众。他大概成了道德败坏者，一个反面教材。
开始有人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他的人。他写女人，是喜欢女人还是仇恨女人，还是全部都是伪装？
这一轮的打击更震撼，让他难以招架。
某个大雨的晚上，他在电话里跟我告别，说要到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换个环境生活。去哪儿他不说。然后就没有他的任何消息。我们再没有联系，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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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本书在外国得大奖，得奖人是我国作家，不过名字陌生，应该是笔名。
以出版社主编身分打电话给主办当局询问作家资料，才知道原来作者是他。
书，不是小说，是散文，一部长篇散文，一个自传体的散文。他放弃了以小说起家的文类，换了一个载体，以真实的自身经历说一段脱胎换骨的身心灵成长故事。当年的他死了，包括所有的虚构梦境，和过往的伤害纠葛。今天他以另一个名字，另一个身分站起来，在另一个国度，过一个他想要的生活。封底有张照片，阳光明媚的山林前，站着的小小的人，我一眼就能认出他，他身边是原住民伴侣，书名叫《山林与田野之间》。
总编辑打电话给我，说你以前不是和他很熟吗？跟他做个独家访问，下期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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