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层面来看，有这样一位母亲般的人物，让持不同观点的国民仍能围绕着她凝聚起来，找到和平共处、携手做事的理由，确实是一件好事。
我从小就学会不轻信政治人物。世界政治、英国政治和政治哲学课程让我明白，自文明出现以来，掌握权力的人，无论权力来自继承、征服还是选举，往往会因为渴望更多权力而在道德上妥协。
我在现实生活中与政治人物的接触，也证明这种情况确实相当常见。
然而，在政治世家、亲信和攀附者纷纷出现的政治环境中，偶尔也会有一位难得的人物，凭着仁慈、能力和感召力，不仅能团结对立的政治阵营，更能超越政治本身。
已故的敦哈斯玛医生就是这样的人。在我认识她之前，她早已以慈悲、敏锐和沉着著称。无论丈夫身边掀起怎样的政治风暴，她似乎总能保持平静。
我曾读过第一任首相夫人对丈夫政治事业的巨大支持。与丈夫同样来自吉打的莎莉法，曾在巫统大会上主动拿出自己的首饰筹款，好让东姑阿都拉曼前往伦敦争取独立。这个故事，每个马来西亚学童都应该知道。这才是真正值得众筹的事！
我因为音乐而认识敦哈斯玛。2014年，我受邀担任马来西亚肖邦协会的信托人。此前，我一直很喜欢协会举办的音乐会。我的已故姑母东姑慕妮拉曾担任协会主席；委员会成员还包括开朗风趣的罗斯兰卡立和莎丽娜沙，两人如今也已离世，以及扎哈丽娜医生和斯内扎娜帕诺夫斯卡教授。我接受邀请的条件是，不必真的演奏任何艰深的练习曲，更不用说那些充满情感的叙事曲。
而与协会赞助人敦哈斯玛相识，是一份意外的收获。我们都热爱肖邦，在许多音乐会和招待会上坐在一起，分享这份喜爱。
后来，我们开始一起即兴合奏。接下来的十年，只要时间允许，我便到敦哈斯玛家里，与她弹奏各式曲目。她喜欢弹《神秘园之歌》；尽管视力逐渐衰退，演奏却越来越流畅。除了常弹的比南利歌曲和《Ayam Den Lapeh》（这首歌让我们想起共同的米南加保祖源），她还教了我几首马来经典歌曲和民谣。曲目里也总少不了一首爵士乐经典。
如果我午餐时还在她家，她的丈夫往往会从首要领导基金会的办公室回来，和大家一起吃饭。第一次碰上这种情形，我颇感震惊：眼前这个人的政策，是我从写英国高级程度考试论文时起便一直批评的。
或许我的社运朋友会失望，但在餐桌上，我们没有讨论上世纪90年代司法机构、独立媒体、王室和法定机构的权力受到削弱之事。我也没有提起自己曾参与争取释放政治犯的运动，以及大学时期投身废除内安法令运动的经历。
后来我才知道，对这个家庭及其朋友来说，这很平常：大家很少谈政治。事实上，众所周知，她的子女和孙辈各有不同的政治观点。当然，我也曾在公民社会活动中多次与玛丽娜接触。
从国家层面来看，有这样一位母亲般的人物，让持不同观点的国民仍能围绕着她凝聚起来，找到和平共处、携手做事的理由，确实是一件好事。
或许正因如此，她逝世仅六小时后，数千人便挤满雪州新街场英达花园阿斯沙里夫清真寺，向她作最后告别，我也并不意外。我抵达时，看见了彼此憎恶的政治领袖，也看见了一些对森美兰抱有奇特看法的人。但同样，那不是探讨这些问题的时间和地点。
2018年，在双威大学的一场音乐会上，我和敦哈斯玛合奏了三首曲子：一首是我最喜欢的佛瑞《洋娃娃组曲》中的《摇篮曲》，一首选自她最喜欢的《神秘园之歌》，还有一首是我们共同喜爱的肖邦《降E大调夜曲，作品9之2》。
演出结束后，观众报以热烈掌声。她却说，自己上台演奏时紧张极了，也很害羞。感谢真主，她是在演出后才告诉我，因为我和数百万马来西亚人一样，一直仰赖她做那个沉着稳健的人。
愿真主赐她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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