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点发现后数小时是关键专家：烟霾治理应从“灭火”转向“防火”

东南亚国家近期持续受到跨境烟霾影响。专家认为，区域国家如今已能通过卫星监测火点和提前预测高风险天气，烟霾治理面对的关键问题已不只是“能否发现火点”，而是能否在发现火点后的数小时内迅速采取行动，并把资源从事后灭火转向事前防火。

瑞士空气质量技术公司IQAir本月2日发布空气质量警报指出，印尼森林和泥炭地火灾自9月初持续燃烧，新加坡和东南亚多地的空气质量受到影响。

截至今天（5日）早上10点，IQAir的全球主要城市空气质量排名显示，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以176点的AQI⁺排名第三；新加坡以155点排名第六，马来西亚吉隆坡则以153点紧随其后排名第七。菲律宾马尼拉也排在第八。

2026年10月3日，在中加里曼丹省帕朗卡拉亚，一名男子在浓烟和泥炭地大火中试图用水桶扑灭火。（图：法新社）

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院地理系高级讲师纳瓦兹·穆罕默德博士（Dr Nawaz Muhammad）接受《8视界新闻网》访问时指出，目前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把卫星发现的火点迅速转化为地面行动。

他说，偏远泥炭地往往面对交通不便、人力和设备不足、资金有限，以及责任归属不明确等问题。

“发现火点后，应尽可能在数小时内，而不是数天后采取行动。”

纳瓦兹指出，当局必须迅速核实火点，掌握其位置、土地性质及负责单位，再调派当地队伍介入。这对泥炭地尤其重要，因为火势可能在地表下蔓延，一旦扩大，就更难扑灭。

他认为，关键也不是单纯共享更多数据，而是把火点、土地所有权、特许经营区及泥炭地地图等资料结合起来，让相关单位能立即知道“谁应该采取行动、资源应该派到哪里”。

“如果等到烟霾已经影响另一个国家才开始行动，就已经太迟了。”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9月24日下令成立国家泥炭地与红树林管理局。（图：CNA/印度尼西亚总统秘书处）

值得注意的是，印尼政府近期也着手调整泥炭地和红树林管理机制。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上个月24日下令成立国家泥炭地与红树林管理局，新机构将直接向总统负责，主要负责泥炭地和红树林的保护、修复及可持续管理，并加强防火工作。

印尼林业部表示，新机构权限预计比前身更广，当局也在研究让它参与土地许可管理，以更有效统筹农业用途和生态保护。

印尼政府认为，由单一机构统筹相关资料和管理工作，有助加快协调和防火行动。不过，新机构的具体权限和预算仍未公布。

2026年9月5日，消防员在印尼西加里曼丹省森林扑救泥炭地火灾。（图：法新社）

纳瓦兹认为，烟霾治理不应只着重火灾发生后的扑救，而应进一步加强防火和早期介入。

这包括保持泥炭地湿润、维持水位和防火带、支持社区巡查，以及在首批火点出现后迅速派出应急队伍。

他说：“让一个地区不要变得高度易燃，比大火发生后再扑灭，成本低得多，效果也更好。”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阿尔伯特·魏森梅斯（Albert Winsemius）经济学讲席柯仲佑教授也认为，从经济角度来看，提前防火更划算。

也是经济增长中心主任的他指出，防火成本主要包括监测、巡查、使用机械和人力清理土地，以及确保小规模火灾能被迅速发现和扑灭。

相比之下，跨境烟霾带来的经济损失庞大。他援引自己与研究伙伴2021年发表的研究指出，2015年的烟霾估计给新加坡造成约18亿3000万元损失。

2026年9月12日，日本军方人员协助印度尼西亚在加里曼丹岛扑灭森林大火。（图：路透社）

柯仲佑认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受跨境烟霾影响的国家，可考虑通过国际援助等形式，协助印度尼西亚购买无需通过焚烧清地的机械。

他说，只要投入的防火成本低于烟霾最终造成的经济损失，这样的安排从经济角度而言就是有效率的。

他也提出，如果多个受影响国家共同承担防火成本，可考虑按照各国承受的烟霾经济损失来决定出资比例，损失越大的国家承担较高比例。

不过，他坦言，这类跨境安排实际落实并不容易，当中涉及国家主权、司法管辖权及安全等问题。

纳瓦兹则认为，防火责任也不能只落在政府身上。经营火灾高风险地区的企业应负责监测特许经营区、维持防火措施，并在发现火点后立即行动。

银行、保险公司、投资者和主要买家也可通过贷款条件、保险费率和采购政策等方式，鼓励企业提前防火，让防火成为企业财务和供应链风险管理的一部分。

他认为，区域国家目前需要弥补的是从“早期预警”到“早期行动”之间的执行断层。他说，最终目标应该是阻止小火演变成大火，而不只是等火势扩大后，再设法提高灭火效率。

火点发现后数小时是关键 专家：烟霾治理应从“灭火”转向“防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