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曲强在接受越南《人民报》社驻华记者专访时特别强调,接棒APEC、深耕中越合作: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此次中国之行释放越南发展新信号。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落下帷幕。会议最后举行东道主交接仪式,越南从中国手中接过2027年APEC东道主职务。 这将是越南继2006年河内会议、2017年岘港会议之后,第三次主办APEC领导人会议。曲强认为,对越南而言,这不仅是一次会议主办权的交接,更是其国际角色变化的集中体现:越南正在从亚太合作的积极参与者,进一步转向地区议程的设置者、合作共识的协调者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在APEC峰会上传递重要信息
曲强表示,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在此次峰会上提出的三大方向,为观察越南外交思想及其未来发展提供了一扇窗口。
首先,从开放合作中寻找亚太发展的确定性。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提出,APEC应率先营造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维护贸易顺畅、稳定和可持续流动,保障战略供应链无缝运行,并提升各经济体和整个区域的韧性、适应性与自主性。
这一主张把开放置于首位,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冲突和供应链重组相互叠加,亚太地区虽然仍是全球增长的重要引擎,但也面临市场分割、规则碎片化和安全风险上升等压力。作为高度融入国际分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越南比许多成员更能感受到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因此也更加重视开放市场和稳定供应链。
值得注意的是,苏林总书记并没有把“韧性”简单理解为减少对外联系,而是将其放在开放合作框架中加以论述。这说明越南所追求的自主,不是封闭式的自给自足,而是在多元合作和广泛联通基础上增强抗风险能力。对亚太而言,真正有价值的供应链韧性,应当来自互联互通、规则协调和多元化合作,而不是人为脱钩、阵营对立。
其次,以科技创新培育新的增长动力。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还提出,APEC应成为“思想孵化器”和以技术创新为驱动的新一代制度框架、增长模式的“试验场”,并推动数字经济、银发经济、照护经济、低空经济和全天候经济等新型经济模式。这一论述表明,越南对APEC的理解已经超越传统贸易投资便利化,开始更加重视科技创新、规则试验和增长方式转型。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低空经济等领域,既是未来产业竞争的焦点,也是越南突破传统加工制造模式、提升产业链附加值的重要方向。
银发经济、照护经济等议题被纳入区域合作视野,则表明越南并未把发展简单等同于经济规模扩张,而是开始关注人口结构变化、公共服务和社会需求。这种思路有助于推动APEC议程更加平衡,使技术进步与民生改善相互结合。
谈到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此行最直接的成果,曲强认为,那就是越南完成了从“下任东道主”到“接棒者”的角色转换。主办APEC不仅能够展示越南的国家形象和组织大型多边外交活动的能力,也意味着越南将拥有更大的议程设置空间。
越南将把自身关注的数字经济、包容性增长、供应链韧性、绿色转型和中小企业发展等议题纳入2027年会议设计,并协调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之间的不同诉求。对越南来说,这是一项外交能力的综合考验:既要平衡各方立场,也要推动形成可执行、可延续的具体成果。
中国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曲强。曲强强调,中越先后担任APEC东道主,也有助于增强地区合作的连续性。2027年越南接棒APEC后将延续当前良好势头,继续坚持多边主义、以成果为导向坚持合作,推动APEC共识在2027年继续落地。
这一连续性也具有中越双边意义。两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都主张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通过APEC、联合国、中国—东盟、澜湄合作等多边框架加强协调,中越可以共同扩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的话语权。
高层会晤为中越关系注入新动力
除出席峰会外,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还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会晤,并围绕双边关系和地区合作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提出推动智慧口岸和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拓展数字转型、绿色低碳合作,探索人工智能应用合作,并共同办好“中越旅游合作年”。
曲强称,这些共识体现出中越合作正在从传统贸易和基础设施,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数字治理等新领域延伸。双方同时强调维护海上稳定、妥善管控分歧,说明两国都认识到,合作需要稳定环境,分歧不应阻碍整体关系发展。
更值得关注的是,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明确表示,作为下任APEC东道主,越南将落实APEC“中国年”成果,接续推动亚太合作取得更大发展。这一表态把中越双边关系与地区多边合作联系起来,显示出两国在APEC框架下开展“接力合作”的空间。
广东、云南之行让合作深入地方和产业
曲强认为,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此行安排在广东、云南开展双边活动,具有明确的经济地理含义。广东代表中国沿海开放前沿、先进制造业和科技创新高地,云南则是中国面向东南亚开放的重要沿边省份。两地结合,正好覆盖中越合作中的技术、产业、市场、通道和口岸等关键环节。
在广东,苏林总书记出席了一系列重要活动,双方围绕深化产业科技合作进行交流。 这有助于越南更加直接地对接大湾区的资本、技术、人才、制造体系和创新生态,推动双方合作从货物贸易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高端制造和现代服务升级。
云南的意义则在于沿边联通。中越之间发展跨境铁路、智慧口岸、边境经济合作区、农产品贸易和旅游产业,都离不开云南这样的陆路门户。通过加强云南与越南边境省份合作,双方可以降低通关和物流成本,把地理相邻优势转化为产业链供应链融合优势。
如果把广东和云南放在同一张区域合作地图上,就可以看到一条更具战略意义的合作链条:广东提供技术、资本和创新资源,云南提供陆路通道和口岸节点,越南提供产业承接能力、劳动力资源和市场潜力。未来若能形成区域联动格局,双方合作将产生更强的外溢效应。
曲强强调,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此次APEC访问活动,是越南外交路线的具体体现。这种外交路线根本立场保持坚定,具体策略灵活务实。越南不仅要在大国之间维持平衡,更要通过多元外交网络获取技术、资本、市场、人才和基础设施资源,把外交空间转化为国家发展能力。这种布局的根本目的,是增强越南自身发展的稳定性与选择权。
曲强教授说:“深圳交接只是起点。越南真正的机会,在于以2027年APEC东道主身份推动地区开放合作,同时借助中越合作和多元外交网络,为本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更大空间。若能把外交主动性、国内改革和地方合作有效结合,越南不仅可以提升国际地位,也有可能为其长期发展打开新的增长格局”。
杜有兴
本报驻华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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