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部法律剧正在热播，名字叫做《重器》，看了一些片段后，不禁百感交集。该剧以1979年至1997年中国法治建设探索历程为背景，通过11个真实案件改编的单元故事，呈现了从“流氓罪”存废到“疑罪从无”确立的法治演进脉络。
这些虽然都是过去的历史，但历史一直在对活着的人说话。它提醒我们，不要将古代法家的专权与现代法治的限权混为一谈。现代的法治不限于静态的法制（法律制度），也不限于动态的依法治理，而是更为综合性的法律统治。相比于具体的法律知识，无论是官员还是民众，最需要普及的依然是法治的精神。
剧中提到了当时无所不包的流氓罪，甚至有因恋爱次数多而面临极刑的情节。从打击犯罪的角度，极度模糊的流氓罪当然可以实现最大范围的打击效果，几乎一切社会生活的不轨行为都可以评价为“其他流氓行为”。
但是，打击犯罪并不是法治唯一的使命，否则成文法的公布就没有意义。因为成文法的规定本来就束缚了国家打击犯罪的手脚，毕竟“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
因此，法治从来都是一种悖论性的存在，既要打击犯罪，又要限制打击犯罪的公权力本身，防止它异化为社会秩序的破坏力量。
然而，这种法治观念并没有随着流氓罪的废除而真正深入人心。多年以前我在一个地方讲课，提到了流氓罪的废止。课后一位中级人民法院的退休院长和我交流，他认为流氓罪其实不该废除，理由是流氓罪很好用，这么好用的东西不该扔掉。老院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当年他当院长的时候，用流氓罪判过不少死刑，但现在没有流氓罪，严重束缚了司法机关的手脚。我不知该如何回答他，毕竟改变一个人的观念太难了。当时的我还是年轻气盛，脱口而出问了老院长一个问题：如果用当时流氓罪的标准来严格审视您和您的家人，有没有可能你们也构成犯罪呢？听到这个问题，老院长非常生气，拂袖而走。
剧中更让我感慨的是李乡律师，他为被控强奸杀人的乔至良作无罪辩护而被抓捕。乡村教师乔至良和妻子的侄女魏三妹自愿相恋，发生关系，被妻子当场撞破。丑闻曝光后，魏三妹服药自尽，乔至良后被控强奸杀人。在公审大会上，乔至良自己也认罪伏法，但律师李乡却主张乔至良无罪。李乡律师认为不能把道德与法律混为一谈，他在庭上把魏三妹写给乔至良的情书、写给姑姑的忏悔信一条条摆出来；两人的关系维持了三四年，属于通奸，而非强奸。虽然通奸不道德，但和强奸有着本质的区别，更不是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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