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7日，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访问华沙，在华沙犹太人区起义纪念碑前突然跪下。这一跪后来成为战后德国最著名的政治画面之一。一个德国总理，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面对纳粹德国留下的罪恶，沉默地表达悔恨。它之所以有力量，恰恰因为跪下的是总理，而不是因为八千万德国人同时跪下。
这一区别很重要。
一个国家发动战争，战败以后当然有责任面对历史。责任可以非常具体：承认侵略事实，审判战争罪犯，赔偿受害国家和个人，履行战后条约，在教育中保存历史记忆，并从制度上防止同样的国家机器再次出现。德国如此，日本也如此。
但国家责任与民族原罪不是一回事。
今天一个二十岁的德国青年，没有参加过纳粹党，更没有把任何犹太人送进集中营。他当然应该知道奥斯维辛是什么，也有责任维护一个不允许纳粹主义重新掌权的制度；但不能说他因为出生为德国人，所以个人欠着一笔1939年的罪债。
这个道理放到日本也一样。
今天一个日本大学生，没有参加过侵华战争，没有去过南京，更没有袭击珍珠港。他应该知道日本帝国当年做过什么，也不应该把侵略战争美化成浪漫的帝国往事。但他的责任是认识历史和维护制度，而不是继承祖辈的个人罪责。
人口迁移更使“民族世袭罪责”显得荒谬。
今天的德国有数百万穆斯林，其中许多人的祖辈来自土耳其、中东或者其他地区。他们当然生活在德国宪政秩序之下，也应该了解德国历史，但一个祖父生活在安纳托利亚的德国公民，要怎样“反省祖先的纳粹罪行”？
日本也一样有穆斯林，有归化公民，有不同来源的移民家庭。一个祖辈来自巴基斯坦或者印度尼西亚的日本公民，难道因为换了一本日本护照，第二天便继承了南京大屠杀的个人历史责任？
显然不能如此计算。
因此所谓“德国经历了全民反省”，最好理解成一种修辞。德国真正值得肯定的，不是某种德国民族突然获得了集体道德升华，而是它用了几十年时间，把对纳粹历史的否定逐渐制度化：司法、教育、纪念体系、议会政治、文官制度以及公共文化，共同建立起一道防止历史重演的堤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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