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都在使用AI，“同责”的边界何在？

8月21日，美国《高等教育纪事》发表了一篇题为《教授因在公共写作中使用人工智能而受到关注，如今他们开始为自己辩护》的文章。文章从两位大学教授在公共写作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AI）事件出发，讨论了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当大学不断告诫学生不得使用AI代写，甚至会处分违规者时，教师自己使用AI辅助写作是否构成双重标准？

该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但我更关心由此延伸的另一个问题：当AI已不再只是学生私下的“作业工具”，而同时进入师生的写作、研究、教学和评价过程后，大学还能否只规定学生如何使用AI，却不对教师提出同等要求？如果师生都使用AI，所谓“同责”意味着什么？其是否等于同规、同禁和同罚？它的边界在哪里？

这并非我第一次思考教师使用AI的责任问题。

早在2025年10月28日，我就曾在《中国科学报》发表的《应让教师成为人工智能首批合规使用者》一文中提出，与其把教师仅仅视为学生使用AI的裁判者，不如先让教师成为AI的合规使用者、责任承担者和行为示范者。教师使用AI应当透明、合规、可解释；凡是要求学生遵守的原则，教师在同类工作中至少也应遵守。巧合的是，仅一个月后，教育部教师队伍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就在其发布的《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指引（第一版）》（以下简称《指引》）中，将教师正式纳入生成式AI治理体系。

当年年底，我又在《中国科学报》发文，认为这份《指引》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正式确认教师不是站在AI规则之外的管理者，而是AI治理中需要被规范、被支持并承担责任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