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名字的拼写、街头招牌的风格，到衣蛾与灰尘，陈子豪总能从日常事物中发现复杂的社会议题。
他是大学里的学者，也是艺术家和字体研究者，在学术与艺术之间不断往返，却不刻意划界，而是让艺术创作与学术研究彼此渗透。
“如果我比较早出生，我的名字会是怎样呢？”
一个看似寻常的姓名问题，其实牵涉的不只是家庭的取名选择，也关乎语言的变迁，以及语言背后的政治。这正是马大视觉艺术系高级讲师陈子豪其中一个创作与研究的重点切入点。
《不可能的自画像》中，陈子豪想像自己名字的各种可能性，并将名字化作各种时代与风格的招牌。（摄影：Hariz Raof；图片提供：A+ Works of Art） 
对陈子豪而言，学术人员和艺术家这两种身分并不冲突，反而彼此支持。 陈子豪的英文姓名是Tan Zi Hao。若拆开来看，“Tan”是本地常见的陈姓福建话拼写，“Zi Hao”则采用汉语拼音。这个名字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两位姐姐的英文姓名都完全采用福建话拼写，唯独他的名字拼写混合了福建话与普通话。
为什么同一个家庭里，手足的名字会出现这样的差异？他说，这或许反映了父母的想法随着时代而改变。在他出生的年代，普通话逐渐成为华人社会共同的语言，汉语拼音也日益普及，因此他的名字拼写方式也随之改变。
“如果我早点出生，可能就不叫Tan Zi Hao，而是Tan Chee Hoe了。”
不仅如此，他还想像过：如果本地华社不是父系社会，名字按照母亲的姓氏传承，那么他的妈妈身为客家人，他的英文名很可能会是Chin Tze Hao。
这场关于名字的想像，甚至延伸到了印尼。曾在印尼进行调研的他，也思考过如果把“陈子豪”这个名字印尼化会是怎样。他的答案是：Hardi Putra Tandiono。
由此可见，名字从来不只是一个人的称呼或标识，它同时记录着家庭的选择，也折射出一个时代的语言环境，乃至社会的变迁。
除了从名字追本溯源，他也进一步想像：如果把名字放大成一块招牌，那么在不同年代、不同社会环境下，这块招牌又会呈现出什么样貌？
这个想像，成了《不可能的自画像》（The Impossible Self-Portrait）的重要部分。在作品中，陈子豪呈现中文、爪夷文和罗马文字在招牌中的位置与风格变化。例如早期的招牌，只有中文和爪夷文；随着殖民时期罗马文字进入公共空间，文字的排列也开始改变。到了较近的年代，在一些地区，爪夷文字又逐渐被放大，而中文字则相对缩小。
招牌看似只是商业空间的一部分，字体大小与排列位置却悄悄记录着不同时代的语言秩序。陈子豪说：“语言在招牌的排位，其实象征着的是一种政治的表现。”
陈子豪曾修读广告与平面设计，后来转向国际传播、东南亚研究等领域。目前，他除了在大学任教，也活跃于Huruf和马来西亚设计档案馆。Huruf专注于研究和推广马来西亚字体设计；马来西亚设计档案馆则致力于记录、保存和探讨马来西亚自独立前至今的平面设计与视觉历史。陈子豪将是2026年TEDx茨厂街的讲者。
从设计走向当代艺术
陈子豪从小的志愿是成为艺术家。儿时喜欢画画的他，曾经想过修读纯美术。后来，他凭奖学金进入The One Academy就读，由于当时没有纯美术课程可选，他便修读广告与平面设计文凭课程。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接触到字体设计，逐渐对文字与字体产生浓厚兴趣，“就一直玩字体设计，玩到现在。”
大学时期，他也接触了当代艺术团体五艺中心。在我国经历政治海啸期间，他跟随五艺中心成员参与街头政治活动，从现场观察社会的脉动。他说：“因为这样，我对艺术的想法改变了，觉得艺术不一定只能把东西画出来。”
从那时开始，他的创作逐渐走向概念性。同时，他也意识到，若要处理更复杂的议题，他未必要沿着纯美术的路径前进，而需要从其他领域汲取知识与方法，并将其带入创作。
严格来说，他在学院接受的设计训练只到Diploma（文凭课程）为止。之后，他转向文化研究、国际传播和东南亚历史，并取得新加坡国立大学东南亚研究博士学位。
这些学术训练看似与艺术创作没有直接关系，却没有让他离开艺术，反而成为创作的重要养分，也让他的作品多了一层对文化和社会现象的思考。
身为艺术家暨学术人员，陈子豪认为，艺术创作与学术研究各有不同的可能性。尤其面对复杂的议题，艺术创作可以保留模糊与开放，让不同观众产生各自的解读；相较之下，学术研究则需要厘清问题，透过深入的分析与论证，拆解及解释一个问题或现象。
这两种身分对他而言并不冲突，反而彼此支持。他说：“学术研究怎么影响我的创作，或我的创作怎么影响我的学术研究，其实我任由它们去影响，不会去想它们的分别。”
他不刻意区分两者，只是各自依循着不同的方式展开。创作可以从个人的人生经验出发，从中寻找灵感；学术研究则不能停留在个人经验，还需要将经验置于社会脉络之中，才能对一个现象提出更完整的解释。
陈子豪的《水银铭文》是一件多媒体作品。画面中的登嘉楼石碑悬浮于空间之中，伴有一件铝制雕塑，想像石碑失落的上半部，并让观众与之互动。当观众触碰铝制雕塑时，动画随即启动，登嘉楼石碑也开始进行翻译。（图：Kenta Chai、陈子豪） 
陈子豪的《水银铭文》是一件多媒体作品。画面中的登嘉楼石碑悬浮于空间之中，伴有一件铝制雕塑，想像石碑失落的上半部，并让观众与之互动。当观众触碰铝制雕塑时，动画随即启动，登嘉楼石碑也开始进行翻译。（图：Kenta Chai、陈子豪） 在艺术与现实之间谋生
他指出，在东南亚，许多艺术家同时也是学者，这与这里的艺术生态有关。由于艺术市场与创作环境仍不够成熟，许多艺术家难以单靠创作维持生计，因而需要从事其他全职工作，再利用闲暇时间进行艺术创作。
他坦言，他本身便无法成为一名全职艺术家，因为他的作品以装置艺术为主，“很少人会买。”他解释，装置艺术的创作成本往往比油画更高，但在马来西亚乃至整个东南亚，油画的市场价格反而更高，收藏家也普遍偏爱油画。
尽管如此，他的作品依然受到艺术界的肯定。其名为《水银铭文》（The Mercurial Inscription）的多媒体艺术装置，便获新加坡美术馆收藏。
这件作品的灵感来自登嘉楼石碑。马来西亚人对这块石碑应该不会陌生，大多知道它是马来西亚早期伊斯兰文化的重要遗物。然而，很少人真正知道石碑上写了什么，即使读得懂爪夷文，也未必能理解石碑上的古文。于是，他尝试将碑文翻译成英文、中文等多种语言，让古老石碑重新“说话”。当观众触碰铝制“石碑”上的感应器，不同语言的碑文便会随之显现。
但对他而言，翻译并不意味着语言的隔阂就此消失。当陌生的文字转化成熟悉的语言，我们是否真的因此离它更近了一步？
陈子豪为2021年亚洲艺术双年展所创作的《关于我们所成为的尘屑的纪念碑》，灵感来自常见的家居昆虫衣蛾。（图片提供：国立台湾美术馆） 
陈子豪作品：《袋中故事：在人类世中与衣蛾共思》二号。（图片提供：陈子豪） 从衣蛾看“有用”与“无用”
他对复杂的事物特别感兴趣，因此在创作时，“会找一些别人认为简单的东西，但它其实是复杂的，复杂到你可能认不出那是什么东西。”
衣蛾（Casebearer）这种家里常见的昆虫，便是其中一个例子。他的灵感来自COVID-19期间与家人同住的经验。当时，他发现家里的衣蛾比以往多了，意味着家里的灰尘也比以前更多。他猜测，这或许与家长逐渐老去有关，因为当他们上了年纪，便无法像从前一样将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
从衣蛾和灰尘，他联想到老化的问题。灰尘通常被视为无用的垃圾，“可是对那些小虫子（衣蛾），灰尘是有用的，因为那是它们建构家的材料。而当我们老化时，对社会是不是就没有用了？”透过这件作品，他试图探讨的，是社会如何看待“有用”与“无用”。
成为学术人员之前，陈子豪曾从事商业设计。他后来渐渐对这一领域失去兴趣，因为他发现，客户往往追逐潮流，与自己的价值观并不相同，于是退出了商业设计。
自2024年底起，他在马大创意艺术学院的视觉艺术系任教。虽然身处艺术系，但他说，艺术创作并不列入他的KPI，毕竟大学作为学术机构，在现有的评估制度下，学术人员的绩效仍主要取决于学术发表。
问起他对视觉艺术系的年轻学子有何建言，他笑言：“这个问题是最难回答的。”
以他的经验，他作品所讨论的主题，其实都源自个人的生活体会。比如衣蛾，是他在家中观察到的事物，进而触发的创作灵感；至于对语言的探讨，则与他在多语环境中成长的背景息息相关，语言自然成为他反复思考的题材。
因此，创作的起点，应该是回到自身，从自己的经验出发。他说：“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陈子豪作品：人食策略Ⅰ（Anthropophagic Strategies Ⅰ）（摄影：Hariz Raof；图片提供：A+ Works of Art）
陈子豪作品：人食策略Ⅱ（Anthropophagic Strategies Ⅱ）（摄影：Hariz Raof；图片提供：A+ Works of Art） 更多新教育： 5优秀教师入围2026年RISE教育家奖 从拓印树纹到泥巴影像 陆永生寻找森林隐藏的“语言” 手机是工具，心才是主人——用“入山APP”找回安住的心 打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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