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崇⽑澤東的「Z世代」：彈幕、「教員」與政治失語
圖像來源，Getty Images
Published 1 小時前閱讀時間: 3 分鐘「偉人有很多，教員只有一個。」在中國年輕人的網絡語境中，「教員」是對已故中國領導人毛澤東的代指。
在視頻網站嗶哩嗶哩（B站）上搜尋「毛澤東」或者「教員」，很容易看到這樣一類影片：剪輯自各類影視劇的毛澤東片段，集合在一起。而每當他的形象出現，密密麻麻的彈幕便會迅速蓋過整面螢幕，其中不乏「偉人萬歲」「再造中華」「全體起立」之類的溢美之詞。
B站用戶以年輕人為主，18到24歲的Z世代佔比近六成。這類毛澤東影片的內容覆蓋他人生不同階段，包括他指揮的四渡赤水戰役、冷戰期間的中美蘇關係，以及青年時期的境遇。不少影片獲得數百萬觀看和數萬條彈幕。
一個問題也隨之浮出水面：為什麼在改革開放近半個世紀之後，毛澤東的形象又開始出現在中國年輕人的網絡文化中？尤其在202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50週年之際，這種現象值得審視。
與父輩不同的毛澤東
南京一名即將升入大學的董同學，是這股潮流的參與者之一。
他告訴記者，自己最近一次被「打動」，是刷到一段短影片：兩個女生站在長沙橘子洲頭的青年毛澤東雕像前，清唱了一首愛國歌曲。
「她們唱得很投入，雕像又那麼高、那麼年輕，我看的時候突然覺得有點感動。」董同學說。
類似的場景在他的同齡人中並不少見，身邊不少同學都在網上「鍵政」——討論時政議題的青年網路社群通常被稱為「鍵政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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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可以佐證這⼀趨勢的數據，是從2019年開始，《毛澤東選集》突然躍居清華大學圖書館年度借閱榜榜首，此後一直到2025年都穩居榜首。
值得註意的是，年輕人對毛澤東的興趣，與他們父母一代成長時所接觸的公共敘事存在差異。
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由鄧小平主持起草，明確對毛澤東採取「功過並提」的評價方式，即所謂「三七開」，七分功績、三分錯誤。
正是在這份定論出台後，鄧小平乃至後來的江澤民時代，中國的火車站、廣場、教室懸掛的毛澤東像逐漸被摘下，毛澤東的形象從公共視覺空間中淡出。官方文件減少個人崇拜宣傳，中共也不再為在世領導人祝壽，這個習慣一直延續至今。
人們開始傾向於把他當作一個「非神」的、有局限、會犯錯的歷史人物來看待，而鄧小平則越來越清晰地成為改革開放這個新時代的象徵。
換句話說，80後、90後成長在一個官方主動「去毛澤東化」的年代，對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說，毛澤東更多被留在歷史書裡，鄧小平則代表著眼前可以觸摸的現實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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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加註文字，湖南長沙橘子洲頭的青年毛澤東像，現在成為熱門的旅遊景點。而現在，毛澤東重新進入部分年輕人的網絡語境。一個值得註意的變化，是董同學在內的許多年輕人在談論毛澤東時，很少直呼其名，而是用「教員」稱呼他。
這個稱號另有來歷：1970年，毛澤東會見記者埃德加·斯諾時曾表示不喜歡「四個偉大」之類的頭銜，「只剩下一個……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
這種原本具有特定歷史背景的稱呼，如今被重新帶入網絡語言。
但這種討論也有清晰的邊界。
談起毛澤東，董同學和同學們以「教員」相稱，可以侃侃而談；一旦話題轉向當下的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他覺得「這個不太好談」。
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ICS）的一份研究也觀察到類似現象：中國的網路空間雖仍能容納一定的公共討論，但真正觸及最高層的議題，往往會被參與者自我回避。
該研究形容，這種「脆弱的討論空間」本身就是審查與自我審查共同作用的結果。
一種「意識形態自救」
當代年輕人把目光投向毛澤東之際，發生在中國官方打造「強國敘事」的背景下。
但在一些專家看來，這同時也與年輕人對貧富差距、階層固化等社會問題的認知交織在一起。
荷蘭萊頓大學教授石若劍（Florian Schneider）長期研究中國青年政治文化。他向BBC中文指出，今天的年輕人正面對與父輩完全不同的現實：父輩經歷的，是經濟進步真正托起了所有人的年代；而如今，很多年輕人覺得自己被鄧小平改革所承諾的進步拋在了後面。
就業市場的壓力是其中一個例子。中國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2026年7月，全國城鎮不包含在校生的16至24歲勳力失業率升至17.9%，較上月大幅上升3個百分點，創下這一數據調整口徑後的新高。
當「996」「內卷」和「躺平」成為年輕人日常詞彙的一部分，父輩與子女之間的落差，似乎也正變得越來越難以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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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背景下，毛澤東關於資本主義弊病的言辭，對部分年輕人而言很容易引發共鳴。石若劍說，有人藉此表達對「資本綁架國家」的不滿，也有人乾脆把毛澤東的文字當作應對生活矛盾的「人生指南」。
董同學的說法與此呼應：「我們這代人從小被灌輸努力就有回報，可是等真正長大，發現工作沒那麼好找，房子買不起，連『內卷』這個詞都是我們這代人造出來的。」
他說，毛澤東說得很直接，誰是壓迫者、誰是被壓迫者，這種簡單的框架，比經濟學名詞更容易懂。
中國青少年研究會的一份調研報告指出，當代青年價值觀中潛藏著「網路民粹主義」的風險，其成因與住房狀況、職業發展路徑、婚戀家庭支持這三個關鍵變量密切相關。
這與石若劍的判斷相互印證：「毛澤東的復興，不是單純的懷舊，而是年輕人試圖用一套現成的歷史語言，去命名和消化他們感受到的不平等與不安全感。」
「潛在的爆炸性發展」
這套語言從何而來，也值得追問。
中共對毛澤東的基本評價，至今仍建立在1981年歷史決議所確立的框架上：毛澤東的功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
2021年中共通過的第三份歷史決議，則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貫穿全篇的敘事框架。
在這套敘事中，毛澤東所領導的革命更常被放置在「站起來」、建立新中國、維護國家獨立以及奠定復興基礎的脈絡中理解。他不只是一個需要接受功過評判的歷史人物，也被塑造成當代「強國」「復興」敘事的源頭之一。
石若劍認為，「黨的教育政策對他今天的復興至少要負部分責任：對今天的年輕人來說，毛澤東的中國建立在一種幻想之上，即這位偉人是不可挑戰的英雄。」
他說，許多年輕人並不了解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的真實歷史，或者對毛澤東在這些災難中扮演的角色有著扭曲的認知。
石若劍提醒，這種自下而上的毛澤東崇拜，潛藏著比表面看起來更複雜的政治能量。「這是一個潛在的爆炸性發展，因為這種自下而上的毛澤東粉絲文化具有鮮明的民粹色彩，並不會止步於對當下執政方式的質疑。」
他將其與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情緒相類比：「或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審查這類民粹情緒，但要真正控制它們非常困難。」
對於董同學和他的同齡人來說，這場「毛澤東熱」或許還遠未定型，它究竟會停留在網路文化中，還是會演變成更持久的政治身份認同，仍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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