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終結將是一個非常悲傷的時代 法蘭西斯·福山從未承諾過我們會幸福。一九九二年《歷史的終結與末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出版後，許多人只記住「歷史終結」四個字，以為自由民主的勝利意味著從此躺在安樂椅上舉杯慶祝。福山自己卻在書中明白寫道：「歷史的終結將是一個非常悲傷的時代。」他借用尼采的概念指出，當重大的意識形態鬥爭結束，人類可能走向兩種截然不同的結局：一種是「超人」——願意冒險、創造新價值、追求卓越與更高認可的人；另一種則是「末人」——安於舒適與安全、只渴望平等認可、再也提不起為任何理想犧牲熱血的平庸之人。末人生活在和平繁榮之中，卻因失去值得奮鬥的目標而百無聊賴；若這種空虛無法被填補，他們甚至可能因焦躁而轉而破壞眼前的秩序。 福山說，至今每週仍有「好幾個」人問他是否想把那本書刪掉。然而，福山如今堅持認為，如果你讀到最後一頁——實際上是最後五章——你就不會期待一片寧靜。他在本書的最初文章中就提出了更冷靜的預測：歷史的終結將是一個非常悲傷的時代。 福山最近出版了新回憶錄《在末人的國度：回憶錄》（In the Realm of the Last Man：A Memoir），他希望藉此擺脫自己顯然無法忍受的名聲。他並非天真樂觀之人，也從未如此。他所說的「歷史的終結」，確實是指我們已經抵達了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個——他現在仍然這麼認為。但作為「末人」，生活在這個終結之中，始終被視為一種不穩定的狀態。福山借用了弗里德里希·尼采的陰鬱思想，尼采用它來指稱那些百無聊賴、麻木不仁的人，指生活在一個沒有任何值得為之冒險的社會中的人。 如今，美國在台協會處長谷立言提出「以色列模式」，要求台灣以高強度後備動員、延長教召、擴大女性參軍來因應少子化與中國威脅。這究竟是要激發台灣成為能自我創造價值與使命的「超人」，讓社會在威脅中仍保有主動的尊嚴？還是只是把台灣從可能的舒坦「末人」狀態，強行推入另一種永遠需要敵人、永遠活在備戰張力中的「末世」？在歷史似乎尚未終結的台灣，超人、末人與末世之間的選擇，台灣會如何選擇呢？ 台灣會就這樣放棄嗎？ 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金門歐厝海灘的一輛廢棄戰車開始。Simon Shuster在2026年9月8日大西洋月刊《台灣會就這樣放棄嗎？》（Will Taiwan Just Give Up?）一文報導，這輛曾經用來保衛台灣、後來又被當作靶子的美製戰車，如今靜靜躺在金門歐厝海灘，距離中國大陸只有幾英里。昔日的防禦工事逐漸消失，廣播塔沉默，戰爭的遺跡反而成了觀光與歷史記憶的一部分。這不只是金門的風景，更像是台灣政治心理的一個隱喻：曾經支撐台灣的「超人敘事」，正在一件件成為博物館裡的歷史標本。 第一個「超人」是國民黨時代的反共復國。那是一個相信自己肩負歷史使命的時代：中國大陸是失土，反攻大陸是使命，軍人犧牲是光榮，國家復興是共同目標。金門不是邊陲，而是前線；坦克不是廢鐵，而是歷史的武器。可是，當兩岸不再處於熱戰狀態，這套宏大敘事逐漸失去現實功能，最後只剩下沙灘上的鏽蝕戰車。 第二個「超人」則是民主化之後逐漸形成的台灣主體性。它不再問「如何反攻大陸」，而是問「我們如何保衛台灣？」民主、自由、本土認同與抗中保台，成為新的歷史使命。這套敘事同樣需要一個強大的外部對手，也需要一個可靠的外部盟友：中國提供了威脅，美國提供了安全想像。於是，「中國會不會攻打台灣」與「美國會不會救台灣」，逐漸成為台灣政治最重要的兩個問題。 然而，真正令人不安的地方正在這裡：當台灣人開始不再相信美國一定會來救援，當中國的軍事壓力又大到讓人懷疑「抵抗究竟有沒有勝算」，第二個超人也開始出現裂縫。 Shuster筆下的台灣，正呈現這種心理轉折。有人不相信川普，有人懷疑美國是否真的會在戰爭爆發時出兵，也有人開始認為，台灣最後或許不得不與中國達成某種協議。更值得注意的是，兵役在抗中保台要角台北市長候選人沈伯洋眼中甚至只是「割草」和「浪費時間」，不如去外交部當「替代役」——不是因為他不知道戰爭存在，而是因為長期生活在戰爭威脅之中，反而可能使戰爭逐漸失去精神上的震撼力。好像只要扭扭屁股，喊著「來啊來啊怎麼樣 」；或是比個手語：台北順起來！台灣就會六六大順似的。 這正是福山所說「末人」問題在台灣的特殊版本。 末人不是懦夫，也不一定是投降者。他可能只是開始計算：我的薪水、我的房貸、我的退休金、我的家庭、我的生活，究竟值不值得為一場遙遠而不確定的戰爭冒險？如果美國都不一定願意為台灣流血，我為什麼要先流血？如果最後還是必須談判，那麼為什麼現在不能談？ 這種心理最危險的地方，不在於它一定導向投降，而在於它可能讓一個民主社會逐漸失去「我究竟願意為什麼而承擔代價？」的答案。 於是，台灣真正面臨的問題，已經不只是「中國會不會打台灣」，甚至也不只是「美國會不會救台灣」，而是更深一層的問題： 如果有一天，敵人不再足以讓我們團結，盟友也不再足以讓我們安心，內部也在演算法搏眼球的算計中，朝野互把對方往死裡打，不把對方當好人下，台灣人還剩下什麼理由，願意守護自己或對方的自由？ 這就是「末人」真正的考驗。 因為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不能永遠靠敵人來證明自己的存在，也不能永遠靠盟友來證明自己的安全。如果台灣的認同只能建立在「反中國」之上，而台灣的安全又只能建立在「美國會救我」之上，那麼只要其中任何一個支柱動搖，整個精神結構就會跟著動搖。 所以，金門那輛廢棄的坦克真正提出的問題不是「台灣還要不要打仗」，而是： 當我們不再相信昔日的英雄神話之後，我們還有沒有能力創造一個值得自己去守護的新神話？ 以色列「超人」模板無法移植 谷立言的建議，本質上是試圖將台灣從「自由主義末人」的舒適圈中拉出，強制送入一個「準末世」的備戰狀態。然而，這個建議之所以在台灣社會引發深層的焦慮與抗拒，不僅僅是因為它要求犧牲安逸，更因為以色列模式所依賴的結構性前提，在台海情境中幾乎全部缺席。 悖論一：對手的質量不對稱——以色列的敵人可以被「消滅」，台灣的敵人只能被「嚇阻」 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從來不只是外交辭令。美國與以色列之間存在一種「深度利益綁定」關係，這讓以色列獲得美國「近乎無條件的支持」。這種支持不僅體現在每年數十億美元的軍事援助上，更體現在美國直接為以色列消滅或削弱其敵國的戰略行動中。從伊拉克到伊朗，美國與以色列的軍事行動目標明確：摧毀核設施、削弱軍事投射能力、甚至推動政權更迭——這是一種「打擊」而非「佔領」的邏輯，目標有限且可逆。 台灣面對的中國，完全不在這個邏輯的適用範圍內。中國不是鬆散不團結的阿拉伯國家，而是一個擁有完整核威懾能力、全球最大規模常規軍事力量之一、以及全球供應鏈核心地位的單一超級大國。美國對以色列的「無條件包辦」，在台海根本無法複製——華府甚至無法像對以色列那樣，為台灣「製造朋友」，因為台灣的敵人只有一個，而這個敵人不可能被消滅，也不可能被「製造」成朋友。以色列模式的前提是：敵人是可以被擊敗的；台海的前提是：敵人只能被嚇阻。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戰爭哲學。 悖論二：外交縱深的不對稱——以色列是「被包圍的強國」，台灣是「被孤立的島嶼」 以色列的地緣處境常被形容為「被包圍」，但這種「被包圍」有一個關鍵的緩衝：以色列擁有開放的海域通道和陸地鄰國，即使在戰爭狀態下，物資仍可通過多條路線流通。更重要的是，以色列是美國在中東最核心的戰略資產，美國不僅為其提供軍事保護，還在聯合國等國際場域為其行使否決權、阻擋不利決議。 台灣的處境截然相反。台灣是一個四面環海的島嶼，沒有任何陸地替代通道。一旦海空被封鎖，能源、糧食、藥品等關鍵物資的進口將在數週內面臨斷絕。台灣的天然氣儲備僅約8天，糧食自給率僅約17%——這意味著，台灣不需要被「轟炸成加薩」，只需要被「圍困成伊朗」，就會在數月內面臨系統性的窒息。以色列模式假設的是「全民皆兵」的戰鬥意志，但台灣首先面對的是「全民缺電缺糧」的生存危機。這不是意志問題，而是物理問題。 悖論三：精神養分的不對稱——以色列的「末世超人」有宗教民族主義的根基，台灣沒有 以色列的「全民皆兵」之所以能夠運作，不僅僅是因為外部威脅，更因為它紮根於猶太建國主義與流散歷史的集體記憶。以色列社會對「生存威脅」的理解，是從大屠殺、流亡、建國戰爭中一步步積累而來的。這是一種有歷史縱深的精神動員。 台灣若被要求進入類似的「末世備戰」狀態，卻缺乏這種精神養分。第一階段的「反共超人」已經博物館化為金門歐厝沙灘上的廢棄坦克，第二階段的「抗中超人」則在美國保護傘的不確定性中搖搖欲墜。谷立言的建議，本質上是要用外部的危機感強行敲碎台灣社會的「末人」安逸——但問題在於，沒有內部精神支撐的硬性動員，只會加劇虛無感與逃避心理。將兵役視為「割草」、「浪費時間」的役男，不會因為谷立言說要「借鏡以色列」就突然變成願意為生存而戰的末世戰士。 谷立言的真正賭注：從「末人」到「疲憊的超人」 谷立言在「2026台北安全對話」中明確指出，台灣應將後備部隊視為「國家防衛支柱」，並繼續延長教召時間、開發女性軍事人力，因為台灣女性從軍比例已「高於日本及韓國，與美國相當」。他讚許「愛國者飛彈與裝甲旅穿梭於過去難以想像的街頭」，認為這是台灣「嚴肅看待防衛的根本性轉變」。 這些話的潛台詞是：台灣不能再繼續當福山筆下的「末人」了。 但真正的悲劇在於，谷立言給出的替代方案，是一個台灣社會既缺乏精神準備、又缺乏地緣條件支撐的「以色列模板」。當一個社會沒有以色列的宗教民族主義激情，卻被要求承擔以色列式的生存代價時，它不會變成以色列——它會變成一個被永久動員、卻不知道為何而戰的疲憊社會。這不是尼采的超人，這是福山所警告的末人的另一種變體：不是舒適的末人，而是被末世論榨乾的末人。 ＊作者為國小退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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