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諾貝爾化學獎今（7）日揭曉，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由法國化學家亨利・卡甘（Henri B. Kagan）與日本化學家硤合憲三共同獲獎，表彰他們兩人對「發現不對稱有機合成中的非線性效應與自催化作用」的突破性貢獻，兩人將平分1200萬瑞典克朗獎金。 亨利・卡甘是法國南巴黎大學（又稱巴黎第十一大學，現已併入巴黎－薩克雷大學）的榮譽教授與日本東京理科大學的榮譽教授硤合憲三雙雙獲得殊榮，得獎原因「不對稱有機合成中的非線性效應」更是讓門外漢摸不著頭腦。當 諾貝爾化學獎評審委員會主席海納·林克（Heiner Linke）說出得獎原因：「亨利·卡根和硤合憲三為一個存在超過一個世紀的化學之謎——『同掌性』（homochirality）是如何產生的——提供解決方案，他們所設計出的化學反應實在令人驚嘆。」 「同掌性」？更是有看沒有懂。 兩人的研究雖然艱澀，但是說到現實世界的運用，卻對藥物與醫學做出莫大貢獻。 2026年10月7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在斯德哥爾摩宣布2026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螢幕上顯示得主卡甘（Henri Kagan）與硤合憲三（Kenso Soai）的肖像。（美聯社） 生命世界的單向偏好 早在19世紀，法國化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就透過顯微鏡發現，酒石酸晶體具有兩種互為鏡像的形態。這些被稱為「鏡像異構物」（enantiomers）的分子，化學組成雖然完全相同，立體排列方向卻相反，就像人的左右手一樣。不過當這種化學機制進入生命體，分子卻不再呈現兩種鏡像結構，而是出現強烈的「同掌性」偏好（只會出現一種結構）。以 構成人體蛋白質的胺基酸或DNA中的糖分子來說，幾乎都只存在其中一種鏡像型態。 這種「掌性」（chirality）差異對現代製藥至關重要，因為藥物分子若與人體分子的「掌性」方向不合，就無法在人體發生完整的正確作用。 這就好比左手很難戴進右手手套，一個藥物分子若必須與特定蛋白質、酵素或受體結合，分子的立體方向要是不對，即便化學式一模一樣，但只要構造不同，恐怕就未必能發揮相同作用。 由此來看， 人體可說是一個具有「方向性」的世界。 諾獎委員會的新聞稿指出，1960年代的「沙利多邁」（thalidomide）悲劇就是一次慘痛教訓：這種藥物在 1950年代被當成「安全止吐安眠藥」推銷給孕婦，卻因藥物分子的兩種鏡像在人體內作用截然不同，最後造成大量新生兒出現先天缺陷，成為史上最嚴重藥害之一。 科學家與醫學家雖然找出藥害的機制，卻無法解決「怎麼做出與單一掌性分子結合的正確藥物」。因為在人工的化學合成反應中製造掌性分子，往往會得到近乎一半左、一半右的結果。如何精確提煉單一方向的分子，於是成為化學的重大挑戰。 2026年10月7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在斯德哥爾摩宣布2026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螢幕上顯示得主卡甘（Henri Kagan）與硤合憲三（Kenso Soai）的肖像。（美聯社） 非線性效應：打破對稱的關鍵 卡甘在1986年的研究，邁出打破平衡的關鍵一步。當時任職於巴黎南大學的卡甘，質疑學界過往對催化劑的線性假設。他發現了一種「非線性效應」：當催化劑同時混合左右兩種鏡像形態時，由「一左一右」配對成的催化劑，反應速度遠比「同左」或「同右」來得慢。這種反應速率的差異，使得產物不再是完美的1比1，而是能將一方的比例顯著放大。 東京理科大學的硤合憲三更進一步設計出「自催化作用」（autocatalysis），讓分子能夠自我複製。他在1995年發現，5-嘧啶基烷醇（5-pyrimidyl alkanol）的反應中，一開始只會出現2%的微小不平衡，最終竟能放大至87%的絕對優勢。2003年，他更成功從無掌性的分子組合出發，僅靠反應初期的隨機微小差距，就讓其中一種鏡像接管整個反應，純度高達99.99%。 諾獎委員會形容，在硤合憲三之前，只有生命體自己能夠做到這一點。亨利·卡甘與硤合憲三的研究，讓人類終於解決了「同掌性」的難題，更為製造藥物、香料與新材料提供決定性的工具。這也讓我們更接近一個終極問題的答案：生命最初是如何選擇了單一的掌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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