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独青年群体就业质量恶化
AI引发的产业重组、技术进步
叠加劳动力市场僵化等多重因素
图片来源：盖帝图像 27岁的大学毕业生朴某所学专业为计算机工程，目前在一家公营企业子公司做合同工，合同期为6个月。此前，朴某也曾在一家金融信息技术（IT）企业做过1年期合同工。原本希望发挥专业所长、进入大型信息技术企业工作的朴某，如今也把目光转向了国企等其他单位。朴某说：“与其一直待业准备求职，不如先挣点钱，多少做点事。我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选择做合同工的。”朴某还表示：“人工智能出现后，我切实感受到招聘机会确实减少了。”被问及求职过程中最希望得到什么时，朴某立即回答：“一份像样的工作。”
29岁的求职者李某也在2024年大学毕业时停止打工，专心准备求职，但至今仍未找到满意的工作。随着求职准备时间拉长，生活费、各类考试报名费等负担越来越重，李某决定重新开始打工，到一家连锁咖啡店做合同工。李某说：“我打算只打工到找到工作为止。如今，即便不是规模特别大的企业，能力测评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还会问到人工智能应用方面的问题，感觉招聘程序变得越来越严苛。”
就业质量指数 像朴某和李某这样，先降低期望找份工作，再继续寻找其他就业机会的青年正越来越多。韩国银行（央行）编制的青年就业质量指数显示，与新冠疫情前相比，青年就业质量有所恶化，失业率、就业率等数量指标却反而有所改善。这正是青年就业困境不断加深的一个缩影。
韩国的产业结构正向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方向重组，被认为是青年就业质量恶化的首要原因。以半导体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产业虽然生产率较高，却难以创造大量就业岗位。韩国银行就业动向组组长郑成烨（音）解释称：“信息技术制造业产出大幅增长，但新招长期雇员的人数几乎没有增加；非信息技术制造业受生产低迷影响，大幅缩减了长期雇员招聘，服务业也因生产低迷减少了此类招聘。”
主要年龄群体新入职长期雇员人数 而且，劳动力需求停滞的影响并未分散至各个年龄层，而是呈现出集中于初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群体的倾向。这是青年就业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韩国银行根据经济活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发现，疫情后的2026年上半年，每100名青年（15至29岁）中新近入职的长期雇员（在现单位工作0至11个月）人数，比2023年减少了1.8人。同期，核心劳动年龄群体（30至59岁）仅减少0.8人。相比之下，在疫情前的2019年，与2014年相比，青年群体这一人数增加了1.1人，核心劳动年龄群体增加了1.0人，两者形成鲜明对照。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普及，也被认为是青年被挤出优质就业岗位的原因之一。郑成烨表示：“在受人工智能影响较大的岗位和行业，企业越来越倾向于招聘有工作经验的员工，主要由青年承担的初级、基础性业务需求正迅速萎缩。”他指出：“在受人工智能影响较大的高端行业，这种招聘结构的变化正成为阻碍青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壁垒。”
10月26日，釜山市海云台区釜山会展中心（BEXCO）第一展馆，青年求职者在“2026 KB Goodjob釜山就业节”上查看招聘公告。公告栏后方，准备现场登记的求职者正在排队等候。此次招聘会设有青年就业宣传展区，并安排了讲座等活动，旨在为青年求职者提供切实帮助。（图片来源：韩联社） 此外，劳动力市场僵化也使非正式员工转为正式员工的通道逐渐收窄。韩国银行根据韩国雇佣信息院的青年追踪调查数据估算发现，一级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继续留在同一岗位的概率，从2014至2019年的81.8%升至2023至2024年的86.9%；而非正式员工等二级劳动力市场劳动者转入一级市场的概率，同期则从3.5%降至1.6%。
韩国银行指出：“青年就业问题是产业结构调整、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和劳动力市场僵化等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该行建议：“需要采取综合措施，创造条件，让信息技术制造业的高速增长惠及关联产业和内需领域，并推动教育与产业有机衔接。”韩国劳动研究院高级研究委员金有彬（音）表示：“最重要的是，让中小企业能够提供更优质的就业岗位。”他指出：“为使中小企业、分包企业等扩大青年招聘、提高工资待遇和改善劳动条件，应探讨由作为发包方的大企业分担部分相关成本，或动用超预期税收收入等方案。”
金永培 高级记者 金允珠 曹瑞妍 李镐载 记者
韩語原文: https://www.hani.co.kr/arti/economy/economy_general/12842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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