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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不治港｜兩制變一制｜#陶傑 #矢板明夫 #汪浩｜@華視三國演議｜精彩回顧

外来客 • 2026-08-26 05: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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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会改选与“改土归流”定性

香港立法会选举前夕出现大规模“劝退”潮，许多建制派议员被要求不再参选，评论界将此解读为北京对香港实施“改土归流”，旨在全面收编立法会。
2014年中国政府发表对港政策白皮书，提出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这一概念在《基本法》及中英联合声明中原本不存在，被视为“一国两制”地位发生质变的标志。
2020年《国安法》实施后，民主派被“清零”，立法会由清一色“爱国者”组成。但当局认为现有议员“水平不够”或成为“忠诚废物”，因此要求更换为更有能力且绝对忠诚的“爱党者”。
所谓“70岁划线”现象：多名资深建制派议员（如叶刘淑仪）被劝退，尽管《基本法》无年龄上限规定，且阻挠永久居民参选违法，但舆论认为这是来自中央的隐性指示。
核心逻辑是消除地方势力和“爱港”意识，将其转化为纯粹的“爱党”意识，使香港从“港人治港”转变为“中共党员治港”。

💰 财政赤字与基建工程垄断

香港财政状况恶化，连续四年出现赤字，每年赤字规模约1100亿至4100亿（转录中数字表述略有波动，指巨额赤字），违反《基本法》中“量入为出”的规定。
政府计划推进“北部都会区”基建，将行政、金融、经济中心从中环北移至靠近深圳地区，被形容为“香港版雄安新区”，需巨额资金。
过去十年，包括机场第三跑道在内的重大工程，中标者多为中铁一局、中铁十局、中国建筑等中国国企，缺乏国际竞争。
对比90年代初机场建设时，国际投标（英资、日资等）使成本低于预算并保留储备；如今指定国企承包，被质疑为“杀鸡取卵”，耗尽香港储备金。
批评者认为，此举旨在通过控制财政支出和工程承包权，彻底掌握香港经济命脉，消除本土专业团体（如工程师、财团）的反对声音。

🗣️ 社会文化转型与语言政策

香港街头餐饮业态发生变化，重庆火锅、云南米线等大陆特色餐饮增多，租金高昂，经营者多为利用高才通计划入境后转移资产的大陆新移民。
社会风气出现变化，部分新移民行为被描述为脾气暴躁、易发生冲突，带有大陆生活特色，与以往香港社会秩序形成对比。
前特首梁振英近期发声，强调必须维持香港“三宝”：正体字、广东话、英语。此举被视为对立法会大陆化、红歌化趋势的制衡，也反映出北京内部可能存在不同意见。
日本友人观察指出，香港经历“自由香港”（1997年前）、“半自由香港”（1997-2020）、“不自由香港”（国安法后）三个阶段，粤语和英语使用率下降，普通话普及率上升。
教育领域面临压力，学校若多讲广东话可能遭家长投诉“搞港独”，新移民子女被要求学习正体字和广东话，但整体趋势是向普通话靠拢。

⚖️ 政治清洗逻辑与历史类比

中共政治逻辑被类比为“不断革命论”和“过河拆桥”。即使曾支持《国安法》、谴责民主派的建制派，在失去利用价值后也会被清洗。
历史类比：1953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1955年批胡风、文革期间对老舍、巴金等文人的批判，显示中共习惯阶段性更换“自己人”，以维持意识形态纯洁性。
对台湾的警示：若统一后实施“爱国者治台”，台湾可能比今日香港更严峻。台湾部分民众因大陆（上海、深圳）的物质现代化和低成本生活（如水电费差异）而向往统一，但需警惕“爱党”取代“爱国”后的政治清洗。
国民党在台湾的价值在于制衡民进党，同理，香港建制派的价值在于制衡民主派。一旦民主派被清除，建制派也将面临被取代的命运。

📉 精英阶层困境与社会影响

香港传统“贵族”阶层（拥有不动产、专业背景的本土精英）面临资金周转困难，部分人向台湾朋友借钱，显示其经济地位动摇。
新崛起的“新贵”依附权力，跟随中共路线，但缺乏社会根基和独立性，导致社会稳定性下降。
黎智英案：特朗普曾向习近平提及释放黎智英，但审判长期未决，黎智英被羁押五年。分析认为释放概率约为30%-50%，取决于中美高层谈判的具体内容。
最终结论：香港正经历从“一国两制”向“全面中央直辖”的不可逆转变，本土特色、司法独立及经济自主性被逐步侵蚀，社会结构因政治清洗和资本流动而剧烈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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