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伊·巴塔查里亚和马丁·库尔多夫：欺诈的同谋

（原标题：Jay Bhattacharya and Martin Kulldorff: Colleagues in Fraudulence）

🎯 核心概述

杰伊·巴塔查里亚（Jay Bhattacharya）与马丁·库尔多夫（Martin Kulldorff）被定性为利用伪科学叙事服务于右翼政治议程及寡头利益的“欺诈者”。他们推动的《大 Barrington 宣言》旨在削弱公共卫生监管以保障商业利润，导致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科学完整性遭到系统性破坏。

📊 早期疫情策略与数据操纵

• 《大 Barrington 宣言》（GBD）：该宣言的核心策略主张通过自然感染实现“群体免疫”，明确拒绝戴口罩和封锁等缓解措施，以最小化经济干扰。这一立场被包装为科学共识，但在此被视为服务于特定金融利益的政治声明。
• IFR 数据扭曲：巴塔查里亚早期预测美国仅有 20,000 至 40,000 人死亡，其依据是圣克拉拉（Santa Clara）和洛杉矶抗体研究中存在缺陷的数据。这些研究采用非随机抽样方法（如营销数据库），人为将感染死亡率（IFR）降低至 0.1%–0.2%，以支持“流感般”的叙事，这与实际约 140 万人的超额死亡数据相矛盾。
• 歪曲世卫组织估计：巴塔查里亚声称世界卫生组织预测美国将有 1,100 万人死亡，混淆了病例死亡率（CFR）与感染死亡率（IFR）。实际上，世卫组织早期的估计范围在 0.3% 到 1% 之间，结合 81% 的感染率，这与观察到的死亡率数据高度吻合，暴露出巴塔查里亚对流行病学原则的故意误读。
• 预测失败：尽管声称瑞典和纽约在疫情早期已实现群体免疫，但随后的疫情浪潮证明了该策略的失败。自然感染提供长期强效免疫的说法被后来的病毒变异株和免疫力衰退所证伪，证明 GBD 方法在缺乏临床经验的情况下无法有效应对不断演变的病原体。

💉 疫苗安全与医疗虚假信息

• 福奇与流产谣言：巴塔查里亚指控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隐瞒疫苗对怀孕的风险，具体声称流产率为 80%。这一数字源自统计偏差数据，仅计算了早期完成的妊娠。2024 年的一项系统综述证实，疫苗接种实际上降低了流产风险，而据称巴塔查里亚早在 2021 年就知晓这一结论，但为了政治便利继续忽视它。
• 被撤回的研究与伪科学：他推广了关于口罩导致二氧化碳中毒的被撤回研究（由哈罗德·瓦拉赫 Harold Wallach 发表）以及错误的印度免疫数据。这些引用被用来削弱基本的流行病学共识，优先考虑意识形态一致性而非同行评审证据。推广此类有缺陷的科学被视为一种策略，旨在侵蚀公众对世卫组织和 CDC 等既定医疗机构的信任。
• 实验室泄漏与 HIV 叙事：巴塔查里亚参与了关于实验室泄漏的边缘理论，并淡化了彼得·杜斯伯格（Peter Duesberg）关于 HIV/AIDS 的争议性主张。为了在 NIH 巩固地位，他在科学准确性上做出妥协，一方面承认 HIV 导致 AIDS，另一方面攻击福奇的信誉，体现了为维持与博比·肯尼迪 Jr.（Bobby Kennedy Jr.）等政治人物关系而进行的选择性真相陈述模式。

🏛️ 政治联盟与机构掌控

• 右翼媒体与智库：巴塔查里亚和库尔多夫与右翼媒体、弗拉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AIER 和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建立了紧密联盟。斯科特·阿特拉斯（Scott Atlas）、杰弗里·塔克（Jeffrey Tucker）和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等关键人物促成了他们获取权力，包括安排 2020 年白宫会议，为特朗普总统时期重新开放经济提供“伪科学”依据。
• 财务激励：该运动得到了林德基金会（Lind & Harry Bradley Foundation）等实体的资金支持，该基金会向巴塔查里亚颁发了 250,000 美元奖金。这种资金结构表明，他们的科学倡导与更广泛的减少联邦救济支出和保护企业利润免受疫情相关监管影响的努力交织在一起。
• NIH 领导层与清洗：作为 NIH 主任，巴塔查里亚实施了剧烈变革，包括终止数千项拨款、实施沟通冻结以及移除关键科学组织者。这打破了数十年来仅在死亡或不当行为时才削减资金的先例。结果是人才大规模流失，数百名员工签署“贝塞斯达宣言”（Bethesda Declaration），抗议研究自由和伦理标准的破坏。
• CDC 改革：在 CDC，巴塔查里亚取代了苏珊·梅纳雷斯（Susan Menares），并签署了支持疫苗导致自闭症这一虚假说法的文件。他还执行行政命令以分散疫苗接种间隔，进一步拆除了基于证据的公共卫生协议，转而推行与其政治盟友如 RFK Jr. 和拉塞尔·沃特（Russ Vought）相一致的意识形态政策。

⚖️ 对科学完整性与公众信任的影响

• 专业性的侵蚀：巴塔查里亚的任命标志着从基于功绩的科学领导层向政治忠诚的转变。前 NIGMS 主任杰里米·伯格（Jeremy Berg）指出，巴塔查里亚缺乏对 NIH 运营的理解，拒绝专业建议，并将该机构变成 OMB 和 HHS 政治议程的工具。这导致研究人员产生“生存焦虑”，将重点从发现转向保护职位。
• 系统性损害：NIH 和 CDC 内部信任机制的破坏对美国科学竞争力产生了长期后果。通过用意识形态审查取代严格的同行评审，政府创造了一个有效批评被压制、伪科学被制度化的环境。这削弱了有效应对未来健康危机的能力，正如当前归因于 GBD 式策略失败的麻疹失控爆发所示。
• 破坏性遗产：巴塔查里亚的遗产定义为拆除了基于证据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虽然他可能获得了短期的政治胜利并保护了某些机构利益（例如保护哈佛大学免受资金削减），但他的行为永久损害了美国科学的信誉。当前的叙事需要纠正将疫情损害归咎于缓解措施的修正主义历史，承认 GBD 支持者实际上传播虚假统计数据以促进感染。

🛡️ 结论与战略建议

• 定性为欺诈：巴塔查里亚和库尔多夫并非“大胆的非正统思想家”，而是操纵科学事实以服务于寡头利益的欺诈者。他们的策略模仿了烟草行业历史上制造专家共识怀疑以延迟监管的战术。他们成功地将自己重新品牌化为真相揭露者，同时系统性地拆除了验证科学真理的机构。
• 需要专家反叙事：为了对抗这种影响，领域专家必须积极参与公众，揭露巴塔查里亚阵营使用的具体数据操纵和逻辑谬误。当前的媒体环境放大了他们的信息，因此需要可信科学家协调努力以恢复公共话语中的事实准确性。
• 问责与移除：最终目标应是通过持续审查和法律或行政挑战，将这些人物从权力位置移除。通过突出数据伪造和机构破坏的具体实例，社会可以减轻他们对公共卫生和科学完整性的持续危害，确保未来的政策决策基于证据而非政治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