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昌绍vs季羡林——饶毅的爱国观

2026年7月30日，著名生物学家饶毅发文《什么情况下回国是爱国？什么不是？》，通过对比药理学家张昌绍先生与东方学家季羡林先生在二战时期的不同选择，抛出了一个旗帜鲜明的饶式观点，即只有在国家苦难深重的战时逆行回国，才配得上爱国的称号，而在敌国滞留、战后方归者，不仅不能僭用爱国称号，其在战火中的个人抱怨更是道德瑕疵，其原文如下：

饶毅先生对尊师（张安中，复旦大学教授）之父张昌绍先生的缅怀与推崇，情深意切。饶毅在文中说，张昌绍在抗战烽火中舍弃优渥条件、回国研制抗疟药常山碱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历史丰碑，后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不忍受辱而自尽。

对于张昌绍先生，小编之前并未有任何了解，但看到饶毅的文章，感受到张昌绍这样的贡献和遭遇，让人肃然起敬之余又心生惋惜！

随即，饶毅比较了与张昌绍同时代的学者季羡林，认为其在二战时滞留德国，直到战后才回国，其行为不能冠以爱国的帽子，同样其回国后的研究（东方学），对当时的中国也并非急切需求，而张昌绍的研究则极大的解决了当时的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字里行间是季羡林回国的行为没张昌绍爱国，同样季羡林回国后的研究也没张昌绍重要。

然而，当我们将这种对比上升为一种普适性的爱国度量衡时，饶毅的爱国观却非常值得我们深度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