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主导近300项跨境环境倡议能否撑起全球气候领导力？

一项最新研究统计，中国从2000年起主导了至少291项跨境环境治理倡议，包括多项跨境新能源相关倡议。图为中国陕西省一家太阳能发电场。（路透社）

美国再度收缩全球气候治理参与之际，中国的全球环境治理版图持续扩大；一项最新研究统计，2000年后中国主导的跨境环境治理倡议至少有291项，其中信息分享类最多，直接出资形式最少。不过，这些倡议究竟产生多大实际影响，仍有待检验。

这项由英国巴斯大学社会与政策科学系可持续治理讲席教授孙一先与团队在今年6月发布的研究，相信是首个系统性梳理中国跨境环境倡议的报告。

据统计，2000年至2024年期间活跃的中国主导倡议共有291项。“中国主导”指的是由中国行为体牵头、跨越中国国界、涉及实质行动、并应对环境议题的倡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2017年首次入主白宫后，美国开始从全球气候领导角色后撤；继任总统拜登虽重新投入国际合作，但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后再度收缩参与。在此背景下，中国能在全球环境治理发挥多大领导作用，再次受到关注。

数据显示，中国主导的倡议从2010年起已显著增加，涉及非国家行为体的倡议从2015年起增幅尤其迅速，与中国对外合作转向绿色发展、推动绿色“一带一路”的趋势相呼应。2020年至2024年，中国启动了30项倡议。

在所有倡议中，信息分享与对话类占最大比例，达102项；资金提供类最少，仅六项。其他类型包括能力建设与培训、研究与科学知识生产，规则制定与标准设定等。

中国近年主导的信息分享类倡议包括2024年与柬埔寨、老挝等国推动、加强跨境水资源合作的“关于深化澜沧江—湄公河水资源合作倡议”；资金支持类倡议则包括出资15亿元人民币（2.85亿新元）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

从环境议题来看，倡议涉及最多的三个领域是气候变化、能源和水源。地理分布方面，美国、欧洲和俄罗斯是与中国共同牵头倡议最多的三个伙伴。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则集中于巴西、印度、南非与东南亚地区等。

报告解释，信息分享类倡议尤其在双边倡议中受到青睐，原因包括它涉及的政治和制度成本较低；而对知识生产和能力建设的重视，体现出有别于传统概念的国际领导力——以中国传统哲学为基础，强调道义和公信力，而非由物质实力主导。

孙一先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进一步说，中国的目标并非建立一套新规则，更多是传播技术或政策等方面的经验。

他说：“若以传统西方或较线性思维理解影响力，可能不能完全理解中国为何做这么多知识分享，但（中国）有‘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古话......没给你一套现成方案，而是让你思考符合自己的模式。”　　　　　　　　　　　　　　　　　　　　　

中国能否成为“气候领袖”？

不过，倡议数量只是领导力的一个维度，这些倡议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并不在这项研究的范围内。

印度尼西亚智库必要服务改革研究所（Institute for Essential Services Reform，简称IESR）2024年与中国“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后者是研究统计的信息分享类倡议之一，旨在搭建绿色对话平台。

IESR执行首席执行官杜米瓦（Fabby Tumiwa）受访时评估，这个联盟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中国的气候政策走向，有利于间接推动印尼的能源转型。他希望推动“一带一路”投资从煤炭转向再生能源，助力印尼2050年或更早实现碳中和。

不过杜米瓦坦言，这类倡议不免有局限，“议程的设定很大程度上仍由（中方）决定......参与不代表有平等决策权。” 他相信，倡议的价值更多在于接触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而非获得具体项目。

在杜米瓦看来，中国是否发挥全球气候领导力，除了倡议数量，还要看自身的减排行动，以及对全球气候政策的倡导力度。

中国已提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杜米瓦认为，中国的碳中和目标已具雄心，但在国际舞台上仍可发挥更积极作用，推动他国制定更高的气候目标，“（中国）目前不太这么做”。

当前，中国是否已成“气候领导国”仍有争议，而中国自身对此标签也相对谨慎。杜米瓦指出，中国一方面已是全球最大清洁能源建设者和投资者，另一方面却仍是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在某些方面可被视为全球气候领导者，但整体而言，还不能明确无疑地这么定位。”

孙一先则相信，以单一“气候领导者”概念理解中国的角色过于狭窄。“中国愿当引领者，但引领过程中不是自己做，而是和伙伴共同尝试、探讨，提出新方案。当然，中国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彭博社和法新社星期五（8月21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国正考虑申办2028年第33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3），以展现中国有意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更大领导作用，但磋商仍处于初步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