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晚間，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逝世，享年89歲。董建華辦公室證實消息後，中國官方翌日迅速定調。新華社稱他是「一國兩制」傑出貢獻者、著名愛國人士、傑出的社會活動家，也是「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 董建華的一生，正好橫跨了香港歷史最劇烈的一次制度轉換：從英國殖民統治末期的商界鉅子，到1997年香港回歸後的第一任行政長官，再到卸任後長期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最終成為北京眼中的「一國兩制」元老。 從船王家族走出、被北京高度信任、帶領香港平穩過渡、在亞洲金融風暴中「打大鱷」、推動與內地經貿協同的「愛國愛港」典範。 目前北京方面暫未公佈會有誰將出席董建華的葬禮，中國官媒《新華社》是在台北時間9日下午才發布訃告，此前也有小道消息傳他去世。 董建華指實現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是香港民主發展一個巨大飛躍。（BBC中文網） 一場從「美好承諾」開始、卻以巨大政治裂痕收場的實驗 1997年7月1日，董建華宣誓就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那一天，他在就職演說中曾經描繪一幅相當樂觀的香港圖像：香港人將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特區政府要維持香港的生活方式、自由開放的經濟制度、法治，以及逐步建立更加民主的社會。 這段話放在今天看，甚至帶有某種歷史反諷。因為六年後，董建華政府推動《基本法》第23條立法，最終引發香港回歸後最大規模的政治示威之一，約50萬人走上街頭。法案被迫擱置，而董建華的政治聲望也自此急劇下滑。 對北京而言，國家安全是主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對不少香港人而言，回歸時所理解的「一國兩制」，恰恰意味著香港仍可維持相當程度的自由、法治與自治。 最耐人尋味的是，2003年的23條立法最終沒有完成。但23年後，香港終究在2024年完成《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立法。 2003年的香港，還存在大規模街頭政治、反對派政黨以及高度活躍的公共輿論空間。到了2020年國安法、2021年選舉制度改革，再到2024年23條立法，香港的政治環境已經發生根本變化。 董建華出生於上海，是「船王」董浩雲之子，在香港長大，曾赴英國利物浦大學就讀，也曾在美國通用電氣工作，之後接掌家族航運事業。他的父親董浩雲是香港航運巨商，家族事業與台灣、香港、美國乃至中國大陸都有深厚聯繫；董建華卸任後，則進一步進入中國政治核心的外圍體系，長期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他甚至曾陪同後來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的習近平訪美，在中美關係尚未全面惡化的年代，扮演過一定程度的橋梁角色。 《黑計畫》的故事背景，是1997年亞洲爆發金融風暴後的韓國社會。（圖/ CATCHPLAY提供） 1997年後，北京需要證明「一國兩制」不只是一句政治口號，而是一套可以運作的治理制度。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2003年SARS、房地產與經濟問題，以及23條風波，幾乎所有香港回歸初期最棘手的問題，都集中在他的七年任期內。 香港證券及期貨業界如今回顧，也特別肯定他當年在金融危機期間與業界溝通、體察民情的一面。 香港現任特首李家超悼念董建華時，形容他一生以「報效國家，服務香港」為己任，並肯定他在經濟復甦、內地合作及國際交流方面的工作。 第三任特首梁振英則稱讚董建華「宅心仁厚、以理服人」，並強調他對香港長遠發展及深層次民生問題的規劃。 董建華當年希望處理的「深層次民生問題」，並沒有因為政治秩序改變而消失；香港對房屋、貧富差距、青年向上流動以及身份認同的焦慮，也一直延續。 而他在2003年碰到的另一個問題——香港人究竟如何理解「一國兩制」——更成為此後二十多年香港政治的核心命題。 「千億入市」與「八萬五」：同一個人的兩面鏡子 1998年8月，國際炒家狙擊港元聯繫匯率，恒指一年間崩跌近六成。董建華授權當時的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動用外匯基金約1180億元入市，購入33隻恒指成份股。這場「打大鱷」行動最終擊退投機者，被視為維護香港金融穩定的關鍵一役；其後成立的盈富基金更開了香港ETF先河。證券及期貨專業總會事後也記得，他在撤銷最低佣金制的爭議中曾體察基層生計，為業界爭取喘息空間。 但同一時期，他提出的「八萬五」房屋政策，卻與樓市泡沫破裂重疊，讓負資產家庭數以十萬計，成為他任內最深的民怨印記。2005年，他以「腳痛」為由提前請辭，結束七年多任期——這個理由在當時已成為香港政治笑話，也暗示了「港人治港」早期精英政治的脆弱性：當民意與北京期望出現裂縫時，個人健康往往成為最方便的出口。 中國官方今天強調的「高瞻遠矚」與「解決深層次問題」，在港人集體記憶裡，更多是一張張對沖的帳單：一邊是成功守住聯繫匯率與金融中心地位，另一邊是樓市政策失誤與問責制初期的混亂（包括2002年「仙股事件」引發的細價股股災）。 台灣人去香港玩，經常可以看到一輛輛雙層電車慢慢穿梭在高樓與車流之間，伴隨「叮、叮」鐘聲駛過中環、灣仔、銅鑼灣、北角等鬧區。(示意圖／ChatGPT） 「親密朋友」的標籤，為何此刻特別刺眼？ 董建華代表的，是「一國兩制」設計之初最理想的中介型人物：既懂國際規則，又願意接受中央領導；既有本地商業根基，又能與北京對話。他任內推動港交所合併上市、創業板成立，以及加強與內地經貿聯繫，確實為香港後來的「北向」發展埋下伏筆。 但正因為他是「親密朋友」，他的辭世也讓人不得不直面一個現實：當年那套以「愛國商人」為核心的治理模式，在後來的歲月裡已大幅轉型。從董建華到梁振英、林鄭月娥、李家超，特首的角色從「本地精英協調者」逐漸轉向更明確的「中央代理人」。 他的政治生涯既有北京高度信任，也有香港街頭的巨大反彈；既有金融危機中的危局處理，也有23條風波留下的政治傷痕；既有中國政治體系中的長期位置，也有一個國際商人對香港全球角色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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