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高政治薪金 有助降低企业高管从政机会成本
黄循财总理和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星期二（8日）在国会先后发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部长声明，宣布接纳政治薪金检讨独立委员会报告，并时隔15年再次调整部长薪金框架。 （档案照片）调高政治薪金有助降低企业高管从政的机会成本，尤其各部长级别的薪金范围扩大后，总理可按人选的经验、资历等条件，更灵活地制定薪金。
受访企业高层和人力资源专家指出，收入落差只是邀人从政的其中一个障碍，失去隐私、牺牲家庭时间及承受政治压力，同样可能让有能力的人却步。
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星期二（9月8日）在国会发表部长声明时透露，上届大选前他曾经同几名能为国家做出真正贡献的首席执行官及其他资深商界领袖交谈，但最终没有人接受邀请从政。
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在国会里也说，一些大型企业首席执行官年薪可达六七百万元，不能忽视这些人投身政治所须承担的机会成本。
曾是四大会计事务所合伙人，有丰富企业管理经验的广惠肇留医院主席吴绍均星期三（9日）受访时说，政府调高部长薪金基准，并非为了从私人界“吸引”人才，而是为了消除这些人才不愿加入政府的诸多“障碍”之一，当中主要的包括减少隐私及影响家庭。
延伸阅读
新加坡政治薪金15年来首次调高 黄总理捐出未来五年加薪所得
总统议长薪金将上调 议员津贴也调高 
他认为，投身公共服务是一种“使命”，但这种为奉献而减薪的“使命折扣”（calling discount）不能过高，否则可能让有能力、有意愿服务的人却步。
他举例，为弱势群体提供服务的慈善机构，也不能以远低于市场水平的薪酬聘请领导者，否则难以确保服务达到应有水平。
策略咨询公司Black Dot创办人兼董事经理方国威，则对调整后的薪酬，是否足以吸引优秀私人界人才持较审慎看法。
“考虑到当今政治领导人面对的挑战，包括政治竞争日益激烈，以及复杂多变的全球环境，我确实担心，这次调整是否足以说服优秀的领导人才挺身而出、参与政治。”
方国威说，黄循财总理已提到说服公共及私人界人才从政所面对的挑战，这可能是新加坡未来持续面对的现实问题。
人力资源专家：企业高管从政机会成本高
人力资源专才学会总裁沙达亚士南（Aslam Sardar） 认为，对私人界高级管理人才而言，薪酬只是整体价值主张的一部分，使命感、领导机会、自主权、影响力、价值观，以及为国家作出贡献的机会，同样重要。
不过，若要他们转投公共服务，所面对的机会成本也相当高，因此扩大后的薪酬范围，能更灵活地考量个人经验、过往表现及机会成本。
政府星期二宣布接受2026年度政务官与国会议员薪金检讨报告的建议，调整政治薪金框架，并把部长薪金范围，扩大到75%至125%。以报告所建议的，把MR4级部长薪金参照基准从110万元上调至180万元计算，MR4级部长的年薪金，会介于135万元和225万元，参照月薪约9万元。不过，黄总理已在国会表示，现任部长只会先获得一次性、最高9％的加薪，实际幅度取决于个人表现，以及上一次调薪的时间。
另外，部长的薪酬配套，目前仍是固定薪金占65%，可变动薪金占35%。相较之下，私人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通常拥有更高比例的可变动薪酬，当中包括根据个人表现及公司业绩发放的花红。 这种薪酬结构上的差异，会否也是令私企高管却步的原因之一，三名受访者都认为不能将政务官薪酬和私企高管收入结构，做直接对比。
沙达亚士南认为，薪酬结构反映职务的性质，以及相关人员所须承担的责任和成果。私企的可变动薪酬及长期奖励通常与商业表现、价值创造，以及较能直接归因于个人或企业的成果挂钩。
相比之下，政治领导人的工作性质不同。部长须为更广泛及长期的国家和社会成果负责，这些成果往往是集体努力的结果，也会受到个人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影响。
另一方面，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乐见政府以透明方式检讨政治薪金，并说明调薪理由。中华总商会认为，政治职务归根结底是公共服务，薪酬必须与最高标准的廉正、表现、责任和问责相辅相成。
中华总商会认为，检讨政治薪金的重点不只是薪金本身，也在于确保我国能够持续更新领导层、维持良好治理，并培养一批有能力和决心，愿意为国家长远利益，作出艰难决定的领导人才。
黄循财陈振声国会政治部长薪金部长声明早报调查：读者最关注部长加薪后表现会否有更明确衡量标准购买此文章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