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韩国前央行行长李昌镛："不敢保证韩国半导体能繁荣10年，须警惕半导体错觉"

就在仅仅一年前，韩国还在为"日本病"忧心忡忡——低增长、低物价，再叠加低生育率与老龄化，外界一度担忧韩国经济正步入长期停滞的隧道。然而，随着人工智能(AI)投资热潮兴起、半导体出口爆发式增长，局势为之一变：企业业绩与税收大幅增长，政府正推动明年史上最大规模的800万亿韩元级别预算”。低增长恐将固化"的担忧，已让位于"半导体超级周期有望延续10年以上"的期待。

不过，前韩国央行行长李昌镛认为，这波景气的光芒，并未能彻底照亮韩国经济的阴影。在担任韩国央行行长的4年间，他始终不遗余力地要求推进涵盖利率、汇率乃至低生育率、劳动、教育、房地产在内的结构性改革。他8月11日在接受中央日报专访时表示，"我并不认为，仅凭近期的半导体繁荣持续，就能够扭转长期低增长的趋势"。

他的判断是：半导体固然是拉动增长率的强劲引擎，但绝非能够改变韩国经济整体体质的万能钥匙。半导体作为一个典型的设备产业，其直接创造就业的效果有限；在AI生产力尚未扩散至整个经济体系之前，青年失业等就业问题甚至可能进一步恶化。

他对这轮景气能持续多久也打上了问号。若半导体超级周期能在中国追赶乏力的情况下持续10年，"对国家而言无疑是天大的福音"；但若情况并非如此，"现在正是须清醒认识到，增长的税收收入也可能只是暂时现象，并据此经营国家的时刻"。他强调，当下的繁荣，绝不能成为掩盖结构性问题的"错觉"。

他还指出，这波繁荣所带来的果实，也有必要用于化解韩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拓展其他产业的增长基础。这是今年4月卸任的李昌镛前行长卸任后首次接受媒体专访。

问：您认为半导体繁荣还能持续多久？

答："许多专家预测，受AI集中投资拉动，半导体超级周期将持续数年乃至十余年。但如今做出这类预测的专家中，相当一部分人，就在一年前还曾担忧三星电子在HBM(高带宽内存)应对上落后，从而令韩国经济陷入困境。可见，没有人能够轻易预测未来”。

问：您的意思是不能一味乐观看待吗？

答："企业或投资者，即便面对不确定性，也可以基于对AI与半导体未来的乐观判断进行投资。但国家层面必须为所有可能的情形做好准备。美中矛盾导致中国无法进口极紫外(EUV)光刻设备，这也延缓了其追赶步伐，成为韩国半导体企业得以巩固寡头地位的因素之一。一旦美中关系有所缓和，或中国掌握自主技术，盈利能力都可能大幅下滑。若超级周期能够延续，固然是莫大的福音，但若不能如愿，也必须认识到，增长的税收收入很可能只是暂时性的”。

问：增加的财政资源应该用在哪里？

答："维持半导体竞争力所需的支持固然重要，但比起将半导体繁荣带来的余力再度全部投入半导体本身，更有必要将其用于化解青年失业、低生育率等问题，以及提升其他产业的竞争力。绝不能认为'半导体表现好，支持半导体就等于支持整个AI产业'“。

问：近期的增长态势，是否意味着韩国已摆脱'日本病'的担忧？

答："仅凭半导体繁荣，很难扭转长期低增长的趋势。半导体是典型的设备产业，直接创造就业的效果有限。在AI生产力尚未扩散至整个经济体系之前，青年失业等就业问题甚至可能进一步恶化”。

韩国经济对半导体的依赖度已然偏高——上月整体出口中，半导体占比高达41.5%。韩国央行近期也在报告中警示，半导体繁荣正在吸走人力与投资资源，从而削弱其他产业竞争力的"荷兰病"风险。这一术语源于荷兰当年因资源出口繁荣、本币升值，导致制造业等其他产业竞争力下滑的经济现象。

问：韩国是否也可能陷入"荷兰病"？

答："就目前而言，还不至于到须担忧汇率渠道正在削弱其他产业竞争力的阶段。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管理国家经济命脉过度依赖少数企业及特定产业的局面，就像芬兰的诺基亚、台湾的台积电那样”。

问：您认为韩国AI政策中存在哪些遗憾之处？

答："当前存在一种明显倾向，即把AI产业发展与半导体产业发展混为一谈。若仔细审视近期AI产业支持政策的主要内容，会发现其中大部分实际上都是在支持半导体产业。应当放宽监管，让自动驾驶汽车等新技术能够自由试验，同时也须改革大学招生名额、双学位等教育制度及劳动力市场体系”。

问：在AI普及导致青年就业愈发困难的背景下，应如何看待延长退休年龄？

答："AI的引入，正加剧青年群体的就业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若不进行工资调整、仅仅延长退休年龄，冲击的大部分负担将转嫁到青年群体身上。退休年龄应予延长，但同时须允许对高龄劳动者的工资进行相应调整，并灵活运用兼职等多种用工形式，让制度运行更具弹性”。

近期，房地产问题再度成为左右政权成败的核心议题。李昌镛在担任行长期间，便一直指出高房价与家庭债务所引发的"房地产亡国病"问题，他对"仅凭单一政策就能解决房地产问题"这一思路本身持警惕态度。

问：房地产与家庭债务问题应如何化解？

答："首都圈房地产价格的稳定问题，很难仅凭家庭债务总量管理、扩大供给或税制改革中的任何一项单一政策实现。如果人口持续涌入首都圈，即便扩大供给，也难以遏制房价上涨。应当集中培育两三个能够与首尔相抗衡的地方核心城市”。

问：税制改革应朝哪个方向推进？

"应将已经发生的房价上涨及资产收益视为一种'沉没成本'，转而关注今后何种制度有助于稳定市场。如果一味纠结于过去谁赚了多少钱、这些收益是否公平，很可能会错失真正必要的制度改革时机。持有税应当上调，转让税应当下调，从而为房屋持有者打开出售退出的通道”。

问：您如何评价政府正在推进的生产性、普惠金融政策？

答："如果这一政策的初衷是，让银行不要只专注于房地产抵押贷款，而是提升风险分析能力、加大对尖端产业和弱势群体的支持，那谁会反对呢？但以更低的利率发放更多贷款，是否真的是帮助弱势群体的好方法，这一点须仔细权衡。如果将金融作为准财政手段来使用，是否能够保证不会重演1997年那样的金融危机，同样值得担忧”。

谈及任期内最感委屈的事情，他提到2025年底汇率骤升期间，被批评"将责任归咎于'海外散户'"一事。他曾以数据为依据，说明国内居民扩大海外股票投资是推高汇率的主要因素之一，但随后却持续遭到"将政策失误的责任转嫁给个人投资者"的批评。如今，这一因素依然被视为汇率上升的主要原因，但他回忆当时的心情称，"我也曾深感自责，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说错了话"。

问：近期汇率走势与以往有何不同？

答："增长率与利差等宏观变量，在解释长期趋势时更具解释力；而从去年下半年至今，金融市场供需因素的影响力明显增强”。

问：国民年金的角色是否也需要调整？

答："随着国民年金海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它已成为外汇市场上的'大户'。为避免国民年金的决策对汇率产生过度影响，有必要扩大外汇对冲比例、调节海外投资的速度与时点，并推动美元筹措方式的多元化”。

虽然已卸任行长一职，但他对韩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关注，依然是"进行时"。他目前仍在首尔大学与延世大学从事相关研究与咨询工作，本月起还将出任美国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非常任高级研究员，参与国际问题研究。

即便卸任行长之后，他的核心关切依然是结构改革。李昌镛表示，"如今我有了更充裕的时间，可以从更长的时间维度分析问题"，并称"计划集中研究低生育率、青年就业、老年贫困这三大课题"。他还表示，"若要说最迫切、但政治成本也最高的问题，当属劳动力市场改革"。